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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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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
主席
Mao Zedong portrait.jpg
毛澤東官方標準像
中国共产党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
任期
1945年6月19日-1976年9月9日
(1943-1956年兼中央政治局书记处主席)
第一副主席 刘少奇(1956-1966)
林彪(1966-1971)
周恩来(1973-1976)
华国锋(1976)
前任 首任(设党主席)
张闻天(总书记)
继任 华国锋
中国共产党 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
任期
1945年8月23日-1949年10月1日
1954年9月8日-1976年9月9日
第一副主席 朱德(1945-1949)
林彪(1959-1971)
叶剑英(1973-1976)
继任 华国锋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任期
1954年9月27日-1959年4月27日
(兼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委员会主席)
副主席 朱德
继任 刘少奇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
任期
1949年10月1日-1954年9月27日
(兼任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
Charter of the Chinese People's Political Consultative Conference (CPPCC) logo.svg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主席
任期
1949年9月21日-1954年12月25日
继任 周恩来
任期
1954年12月25日-1976年9月9日
(名誉主席)
National Flag of Chinese Soviet Republic.svg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
中央人民委员会主席
任期
1931年11月27日-1937年9月6日
个人资料
润之
出生 (1893-12-26)1893年12月26日(光绪十九年十一月十九日)
 大清湖南省长沙府湘潭县韶山冲(今 中华人民共和国湖南省湘潭市韶山市韶山乡
逝世 1976年9月9日(1976-09-09)(82歲)
 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市
死因 心肌梗死
墓地 毛主席纪念堂(未下葬,遗体被保存供瞻仰)
39°54′04″N 116°23′29″E / 39.9010°N 116.3915°E / 39.9010; 116.3915
国籍  中国
政党 中国共产党 中国共产党
(1921年–1976年)
中國國民黨 中國國民黨
(1923年–1927年)
配偶 罗一秀
(1907年–1910年)
杨开慧
(1920年–1930年)
贺子珍
(1928年–1937年)
江青
(1938年–1976年)
儿女 长子毛岸英、次子毛岸青、三子毛岸龙、长女杨月花、四子毛岸红、五子早夭、次女下落不明、三女李敏、六子“阿廖娃”、四女李讷
父母 父亲毛贻昌
母亲文素勤
母校 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
宗教信仰
签名
军事背景
军衔 PLA zhōng huá rén mín gòng hé guó dà yuán shuài Type 55 (Infobox).svg中华人民共和国大元帅(实际未授予)

毛泽东(1893年12月26日-1976年9月9日),润之湖南湘潭[1]:3813中国政治家、军事家、无产阶级革命家,是中国共产党第一任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的第一代最高领导人[2]

毛泽东1893年12月26日生于湖南湘潭韶山冲,1918年毕业于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1921年参与建立中国共产党,后参与第一次国共合作。1927年-1949年间,参与第一次国共内战第二次国共合作抗日战争第二次国共内战,并扮演重要角色。1945年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后出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成为党的最高领导人。1949年出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1954年至1959年转为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曾先后兼任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国防委员会主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主席暨名誉主席等职。

毛泽东是中國現代史上重要的政治家,是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和领导人,终身担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被尊称为毛泽东主席毛主席。1949年起逐渐推行计划经济[3],1950年起推进了扫盲运动,1953年起推动社会主义改造工业化,1954年主导制定了第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1958年提出开展“两弹一星”工程。另一方面,1949年至1976年间,毛泽东主导或发动了土地改革运动镇压反革命运动三反五反运动肃反运动反右运动大跃进人民公社四清运动文化大革命等一系列政治和社会运动,中国国民经济及科教学术受到巨大冲击,中华传统文化及道德沦亡,民主法制宪政遭到严重破坏,据各方估计造成了数千万中国人的非正常死亡[4][5][6][7][8][9][10][11],亦有数千万中国人受到批斗和迫害。此外,毛泽东时代的中国人口总数由5亿多增长到9亿多,人口生育率高于世界平均水平、人口死亡率呈波动式下降[12];期间中国政府并未严格实行计划生育、曾一度鼓励生育,毛泽东的继任者邓小平等人因而采取了更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以应对人口过剩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在北京病逝,终年83岁,遗体安放在毛主席纪念堂。世界各地对毛泽东的評價历来褒貶不一、充满争议,而毛泽东时代的朝鲜战争中苏交恶越南战争中美破冰红色高棉夺权等也是冷战期间世界各国博弈的显现。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官方将毛泽东定位为党和国家的缔造者以及党和国家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核心,毛泽东思想被列为中国共产党的主要指导思想之一。反对者则批评毛泽东的独裁极权推行个人崇拜,谴责毛泽东时代的诸多运动造成了大量人员和财产损失、文物古迹的损毁以及给中国社会带来的浩劫和精神创伤。[13][14][15][16][17]

生平

早年生涯

毛泽东童年时期的家位于韶山冲,摄于2010年,现为旅游景点。
1919年的毛泽东

1893年(光绪十九年)11月19日,毛出生于湖南省湘潭县韶山冲(今湖南省湘潭市韶山市)南岸上屋場[18]:1。毛幼年大部分時間在湘鄉唐家圫外祖父家度過;外祖父家四世同堂,務農為業,生活富裕;毛同表兄弟生活,6歲開始作些田間零星勞動;因受母親影響,幼年曾信[18]:1

1902年春,毛從唐家圫外祖父家回到韶山,入南岸私墪讀書,啟蒙教師鄒春培,先讀《三字經》,接着讀《幼學瓊林》、《論語》、《孟子》、《中庸》、《大學》;毛記憶力強,能口誦心解,領悟很快;在學字以後,父親便要毛習珠算,並繪家裡記帳[18]:2

1904年秋,毛到韶山關公橋私墪讀書,塾師毛詠生[18]:3。1905年春,毛就讀於韶山橋頭灣、鍾家灣私塾,塾師周少希[18]:4。1906年秋,毛到韶山井灣里私塾讀書,塾師毛宇居;毛在私塾裡繼續讀四書五經,並開始練習書法;毛不很喜歡讀經書,喜歡讀中國古代傳奇小說,曾讀過《精忠傳》、《水滸傳》、《三國演義》、《西游記》、《隋唐演義》等[18]:5。1907年至1908年,毛停學在家務農,白天同成年人一起在田間勞動,晚間替父親記帳;雖然輟學,仍繼續讀書;期間從表兄文運昌處借書,有鄭觀應盛世危言》、馮桂芬《校邠廬抗議》等[18]:6。1909年秋,毛復學,在韶山烏龜井私塾就讀,塾師毛岱鐘(以訟筆著稱於韶山一帶)[18]:7。1910年春,毛到韶山東茅塘一位秀才毛麓鐘(在蔡鍔部下供過職)家裡讀書,選讀《綱鑒類纂》、《史記》、《漢書》等古籍[18]:8。4月,湖南糧荒,長沙饑民到湖南巡撫衙門示威要求平糶救災,被巡撫激怒,沖進衙門,砍斷旗桿,嚇走巡撫;後饑民暴動遭鎮壓,許多人被捕殺;毛和同學們對此事議論多日,對“謀反者”所受冤屈深感不平;給毛留下很深印象[18]:8。秋,毛考入湘鄉縣立東山高等小學堂讀書;毛很長進,寫得一手好文章,受到校長和教員們特別是國文教員喜歡;國文教員賀嵐崗買《了凡綱鑒》送給毛;毛對表兄文運昌借給《新民叢報》連載之梁啟超新民說》,看得非常用心[18]:8-9。1911年春,毛到長沙,考入湘鄉駐省中學讀書,首次看到中國同盟會民立報》,知道孫中山和中國同盟會綱領、黃興在廣州領導反清武裝起義和黃花崗七十二烈士事跡,開始擁護孫等革命黨人;毛第一次發表自己之政治意見,主張由孫、康有為梁啟超組織新政府,反對專制獨裁之清王朝[18]:10。5月,國內掀起反對清政府出賣鐵路權之運動;毛和同學一起捲進鬥爭潮流;毛和另一同學首先剪去辮子,並強制10幾個人也剪掉辮子[18]:10。10月10日武昌起義後,長沙城內緊張,湖南巡撫宣布戒嚴;一天,革命黨人到湘鄉駐省中學激烈講演,號召建立民國;四五天後,毛決心投筆從戎;10月22日長沙起義,湖南獨立;月底毛參加駐長沙起義新軍第二十五混成五十第一左隊當列兵;在軍隊認真接受軍事訓練,重視研究時事和社會問題,每月餉銀大都用於購買報紙,貪讀不厭;從《湘漢新聞》上,第一次看到新名詞「社會主義[18]:11

1912年3月10日,袁世凱北京就任臨時大總統,毛認為革命已經結束,退出軍隊,決定繼續求學;毛在專業選擇上,舉棋不定,變換再三,先後報考警察學堂、肥皂制造學校、法政學堂、商業學堂、公立高級商業學校;在公立高級商業學校學習一個月,感到不滿意,最後以第一名成績考入湖南全省高等中學校(後改名省立第一中學);6月,毛寫題為《商鞅徙木立信論》,高度評價商鞅變法,說:「其法懲奸宄以保人民之權利,務耕織以增進國民之富力,尚軍功以樹國威,孥貧怠以絕消耗。此誠我國從來未有之大政策」,受到國文教員稱讚;國文教員看到毛愛好歷史和文學,借給他《御批歷代通鑑輯覽》閱讀[18]:12。同年秋,由於第一中學課程有限,毛認為在校學習不如自學,便退學寄居在湘鄉會館,每日到湖南省立圖書館讀書;在半年中,廣泛涉獵18、19世紀歐洲社會科學自然科學書籍;讀了嚴復亞當·斯密原富》,孟德斯鳩法意》,盧梭民約論》,約翰·穆勒《穆勒名學》,赫胥黎天演論》和達爾文關於物種起源的書,還讀俄、美、英、法等國的歷史地理書籍,以及古代希臘羅馬的文藝作品;在圖書館第一次看到世界大地圖,興趣很大,反復細看,受到啟發[18]:13

1913年春,毛開始認真思索前程,認為最適合於教書,同時因父親不同意他自修,拒絕供給費用,生活十分困難,於是決定報考不收学费、膳宿費低廉之师范學校,考入湖南省立第四師範學校預科;10月至12月,毛聽課時記萬餘言之《講堂錄》,主要是國文課和修身課筆記,涉及哲學、史地、古詩文、數理等,記錄較多古今名人治學、處世、治國和倫理道德言行,凡典故、詞義、要旨和警句,都分條寫出,有內容突出理想情操,求實好學,不務虛名;以楷書全文抄錄屈原離騷》和《九歌》;國文教員袁仲謙嫌毛之作文像新聞記者,認為不應學梁啟超文風,而應研讀唐宋八大家尤其是韓愈文章;毛買《昌黎先生集》,精心鑽研,學會古文文體[18]:14。1914年2月,省立第四師範學校合并於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3月,毛編入一師預科第三班,和四師轉來的同學一樣重讀半年預科;秋,毛被編入本科第八班;對毛影響最深之教員是楊昌濟徐特立:楊教授教育學、倫理學等,努力教育學生要公正、有道德、有益於社會;徐教授教育學、各科教授法和修身等,治學嚴謹;教員袁仲謙、黎錦熙、王季范、方維夏等,對毛之學業和思想也有相當幫助和影響;學校課程多,毛專心於哲學、史地、文學等;毛注重自學,精心安排自學計劃,讀書不倦,有時通宵不眠;對於所學,力求深入,融會貫通[18]:15

1918年6月,毛在湖南第一師範毕业[18]:36。7月,蔡和森致信毛促其盡快赴京:「吾輩須有一二人駐此,自以兄在此間為最好。……兄對於會務,本有經綸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的意趣,弟實極其同情……自由研究以兄為之,必有多少成處,萬不至無結果。」[18]:37潤兄七月二十六日信「所論才、財、學三事,極合鄙意。究竟我們現所最急者,是一財字;而才次之;而學則無處不有,無時不可以自致。然非學無以廣才,非才無以生財」[18]:37。8月15日,毛同蕭子升、羅學瓚、羅章龍、陳贊周等20多名準備赴法勤工儉學之青年離長沙去北京[18]:38。8月間,毛作出湖南學生留法勤工儉學計劃,同蕭子升等駐北京主持湖南青年留法勤工儉學工作[18]:38。10月,經楊昌濟介紹,認識北京大學圖書館主任李大釗;徵得蔡元培同意,被安排在圖書館當助理員,負責登記新到報刊和閱覽人姓名,月薪8塊銀元;由於工作關係,時常到李大釗處請教,讀到傳播馬克思主義之書刊,並參加李大釗組織之學生研討各種新思潮活動;期間曾與在北京之新民學會會員,邀請蔡元培、陶孟和、胡適分別在北大文科大樓談話,主要談論學術和人生問題;還同北大學生朱謙之討論無政府主義和它在中國之前景;此時毛同楊昌濟女兒楊開慧成為摯友[18]:38-39

創辦《湘江評論》

毛早期即開始革命活動,接受並傳播馬克思列寧主義,創辦《湘江評論[1]:3813

1919年1月25日,北京大學哲學研究會成立,毛參加並旁聽北大之課程;2月19日,毛參加北京大學新聞學研究會改組大會;毛在研究會聽《京報》社長邵飄萍講授《新聞工作的理論與實踐》課程,曾多次拜訪邵飄萍,並得到邵經濟上接濟;3月12日,因母親病重,毛從北京動身回湖南;3月14日,到達上海;3月15日,毛在上海參加環球中國學生會召開之赴法留学学生歡送會;4月6日,毛由上海回到长沙,對母親親侍湯藥[18]:40。4月,毛回湖南後,主持新民學會會務;為解決生活問題和便於工作,毛住到長沙修業小學,教歷史課,並聯絡長沙教育界、新聞界和青年學生[18]:40-41。5月4日,五四愛國運動在北京爆發,消息傳到湖南,全省震動,毛聯繫新民學會會員、各校學生骨幹分子、新聞界教育界代表人物交換看法,提意見在湖南開展愛國運動;5月中旬,北京學生聯合會派鄧中夏到湖南聯絡,向毛、何叔衡等介紹北京學生運動情況,並商討恢復和改組原湖南學生聯合會;5月23日,毛約蔣竹如、陳書農、張國基等到第一師範後山操坪,商談響應北京學生運動,與北京學生採取一致行動;議定:每一學校推舉一個或兩三個代表,於5月25日上午到楚怡小學開會;連日來,毛到一師、商業專門學校、明德中學等校,向學生骨幹提出:一、反帝愛國方向要明確,力爭山東主權完整,反對北京政府賣國政策;二、要有統一組織,使力量集中;三、要準備對付張敬堯所施加的壓迫;5月25日,毛同蔣竹如、陳書農等與各校學生代表易禮容、彭璜、柳敏等二十餘人在楚怡小學開會,由毛介紹鄧中夏與各校代表見面,鄧中夏報告北京學生運動經過,希望湖南學生總罷課,聲援北京學生,會議決定:成立新的湖南學生聯合會;發動學生總罷課,以推動運動[18]:41。5月28日,新的湖南學生聯合會成立;不日,學聯改選,新民學會會員彭璜任會長;毛經常到學聯同負責人研究問題,指導工作[18]:41-42。6月,毛同學聯幹部,利用暑期放假,組織青年學生到城鄉、車站、碼頭,作愛國反日宣傳;7月初,毛同何叔衡、熊楚雄等人,在長沙送別徐特立等十八人經武漢、上海赴法;7月9日,在毛指導下,由湖南學聯發起之湖南各界聯合會成立,聯合會以「救國十人團」為基層組織[18]:42。7月14日,湖南省學聯刊物《湘江評論》創刊,毛為主編和主要撰稿人,「以宣傳最新思潮為宗旨」;毛為創刊號撰寫創刊宣言及長短文二十餘篇,揭露和抨擊帝國主義和封建勢力;毛在創刊宣言中說:「世界什麼問題最大?吃飯問題最大。什麼力量最強?民眾聯合的力量最強。什麼不要怕?天不要怕,鬼不要怕,死人不要怕,官僚不要怕,軍閥不要怕,資本家不要怕」;毛反對各種強權,主張平民主義,用群眾聯合之方法,向強權者做持續的「忠告運動」,實行「呼聲革命」、「無血革命」;在《陳獨秀之被捕及營救》一文中,他指出:當前的中國危險在於「思想界空虛腐敗到十二分」,人們「迷信神鬼,迷信物象,迷信運命,迷信強權。全然不認有個人,不認有自己,不認有真理」,是科學思想不發達和政治不民主之結果;文章推崇陳獨秀,稱之為“思想界的明星”[18]:42-43。7月21日,《湘江評論》第二號出版,刊載毛《民眾的大聯合》一文,在該刊第三號、第四號繼續連載;文章宣傳反封建之民主革命思想,民眾大聯合是改造國家、改造社會之根本方法;認為「辛亥革命,似乎是一種民眾的聯合,其實不然。辛亥革命,乃留學生的發蹤指示,哥老會的搖旗喚吶,新軍和巡防營一些丘八的張弩拔劍所造成的,與我們民眾的大多數,毫沒關係……俄羅斯打倒貴族,驅逐富人,勞農兩界合立了委辦政府,紅旗軍東馳西突,掃蕩了多少敵人,協約國為之改容,全世界為之震動」,而在中國則「異軍特起,更有中華長城渤海之間,發生了五四運動……思想的解放,政治的解放,經濟的解放……壓迫愈深,反動愈大,蓄之既久,其發必速」;文章要求工人、農民、學生、教師、警察、車夫各色人等聯合起來,仿效別國革命;文內也反映毛對馬克思主義和無政府主義之看法,認為:聯合以後的行動,有兩派,一派是很激烈的,主張「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其首領是德國馬克斯;一派是較為溫和,思想「更廣,更深遠」,其首領為俄國克魯泡特金;《民眾的大聯合》在當時進步思想界有相當影響;北京《每周評論》說,此文「眼光很遠大,議論也很痛快,確是現今的重要文字」;北京、上海、成都等地報刊轉載文章[18]:43-44。同日毛在《湘江評論》臨時增刊第一號發表《健學會之成立及進行》,贊揚戊戌維新時期湖南思想活躍,同時指出那時思想界存在自大、空虛、「中學為體,西學為用」、以孔子為中心等弊端,批評那時思想「多是空空洞洞,很少踏著人生社會的實際說話」,「不容易引入實際去研究實事和真理」,文章提倡「研究」「批評」之精神和學術之自由討論,認為沒有批評精神,就會做他人奴隸;對於孔子,單就其統治中國思想界不能自由、使人們做了兩千年偶像之奴隸來說,也是不能不反對;8月4日,《湘江評論》第四號出版[18]:44。8月中旬,由於湖南學生聯合會領導長沙群眾舉行焚燒日貨,張敬堯的軍警包圍湖南學生聯合會,脅迫彭璜停止反日愛國運動,張貼布告,解散學聯,查封《湘江評論》,并闖入湘鄂印刷公司,將剛印出的《湘江評論》第五號沒收;由於事先得知張有此舉,毛布置學聯職員離開,重要文稿和學聯印信移走,未受損失;當晚毛同留守之學聯骨幹在何叔衡處開會,決定六條:各校學生暫不用學聯名義;學聯活動要秘密進行;將查封《湘江評論》情況通告報界;要回鄉學生宣傳張敬堯的暴行;函達全國學聯和各界聯合會爭取支援;積極準備驅張;此後毛和學聯其他負責人到岳麓山繼續革命活動;在毛影響和幫助下辦起來之湘雅醫學專門學校之《新湖南》、周南女校之《女界鐘》和修業小學之《小學生》等刊物,仍繼續出版[18]:44-45

驅逐張敬堯

1919年9月5日,毛致信黎錦熙,說《新湖南》從第七號以後由他主持編輯;信中還說:自己頗想研究國語,非將國語教科書編成,教育是沒有辦法的;至於留法一事,算是湖南教育界的一個「新生命」;9月中旬,毛在商業專門學校召集原學聯骨幹醞釀驅逐張敬堯問題,指出北洋軍閥內訌是驅張之大好時機,湖南學生要做驅張運動之主力,當即布置:一、盡可能策動教員和新聞界人士支援學生驅張;二、指派彭璜和商專代表李鳳池等去上海,聯絡省外驅張力量;三、積極恢復學聯;9月21日、9月26日,毛先後在長沙《大公報》發表《表同情於師範學生》和《原來是他》兩篇短文,對摧殘教育、毒打車夫等社會現象表示憤慨[18]:45

1919年10月5日,母文氏病逝,毛聞訊立即從長沙趕回韶山[18]:45。10月8日,在母親靈位前寫成《祭母文》,祭文追述慈母勤儉持家、愛撫子女、和睦鄰里等優良品德:「吾母高風,首推博愛。遠近親疏,一皆覆載。愷惻慈祥,感動庶匯。愛力所及,原本真誠。不作誑言,不存欺心。整飭成性,一絲不詭。手澤所經,皆有條理。頭腦精密,劈理分情。事無遺算,物無遁形。潔凈之風,傳遍戚里。不染一塵,身心表裡」;並作泣母靈聯兩副:疾革尚呼兒,無限關懷,萬端遺恨皆須補;長生新學佛,不能住世,一掬慈容何處尋?春風南岸留暉遠;秋雨韶山灑淚多[18]:45-46。10月16日,北京大學新聞學研究會舉行第一次研究期滿式大會,毛獲得該研究會聽講半年的證書;10月22日,毛同湖南教育界1,272人聯署發出公啟,揭露張敬堯派其私黨操縱改選並控制省教育會之內幕,反對張敬堯摧殘教育事業;公啟於1920年2月20日在《湖南》251919年月刊發表[18]:46。10月23日,毛為問題研究會起草的《問題研究會章程》在《北京大學日刊》刊出:「凡事或理之為現代人生所必需,或不必需,而均尚未得適當之解決,致影響於現代人生之進步者,成為問題……先從研究入手……須以學理為根據……在各種問題研究之先,須為各種主義之研究……注重有關係於現代人生者」,規定研究會只限於「以學理解決問題」,不涉及「以實行解決問題」;章程引起北京學界的重視[18]:46-47。11月8日至11月10日,長沙《大公報》連續三天刊登特別啟事稱:「本報添約毛潤之先生為館外撰述員」,此後三年中,毛同《大公報》建立良好合作關係,為該報撰寫不少文章;11月中旬,毛出席新民學會在長沙周南女校召開之修改會章和改選大會,根據新會章,會議選舉何叔衡、李思安任正副執行委員長,陶毅、周世釗、毛、周敦祥、魏璧、陳書農、唐耀章、蔣竹如為評議員,會後即進行驅逐張敬堯運動,會友多數外出,會務停頓一年;11月16日,毛領導被張敬堯解散之湖南學生聯合會骨幹分子,重建學聯,於本日召開成立大會,大會發表再組宣言,指斥張敬堯一類軍閥「植黨營私,交相為病,如昏如醉,倒行逆施,刮削民膏,犧牲民意,草營民命,蹂躪民權」[18]:47。同日毛就轟動長沙城之新娘趙五貞因反對包辦婚姻在花轎內自殺事件,在長沙《大公報》發表《對于趙女士自殺的批評》一文。文章分析趙五貞自殺,是由於「三面鐵網(社會、母家、夫家)堅重圍著,求生不能……這事件背后,是婚姻制度的腐敗,社會制度的黑暗,意想的不能獨立,戀愛不能自由」,希望熱心人要為一個殉自由、殉戀愛之女青年呼一聲「冤枉」,此後長沙教育界、新聞界和青年學生,紛紛著文,對趙五貞事件進行討論[18]:47-48。11月18日至28日,毛在長沙《大公報》和《女界鐘》發表《趙女士的人格問題》、《婚姻問題敬告男女青年》、《改革婚制問題》、《女子自立問題》、《『社會萬惡』與趙女士》、《非自殺》、《戀愛問題——少年人與老年人》、《打破媒人制度》、《婚姻上的迷信問題》等九篇論文和雜感,集中抨擊封建禮教和中國的萬惡社會:「社會裡面既含有可使趙女士死的『故』,這社會便是一種極危險的東西。他可以使趙女士死,他又可以使錢女士、孫女士、李女士死;他可以使『女』死,他又可以使『男』死。……就不能不高呼『社會萬惡』……男女之間,戀愛只算附屬,中心關係,還在經濟,就是為資本主義所支配……這便是女子被壓制不能翻身的總原因」[18]:48

1919年12月1日,毛在《湖南教育月刊》第一卷第二號發表《學生之工作》:學校減少教授時間,「使學生多自動研究及工作」,從事種園、種田、畜牧等事項,實行「工讀主義」;工作必須是為生產的、合於實際生活的;要使學生養成樂於農村生活之習慣,糾正學生畢業之後「多鶩都市而不樂田園」的時弊;並說,創造新學校、新教育,必須與創造新家庭、新社會相聯繫。要使家庭、社會進步,不可徒言「改良其舊」,必須矢志「創造其新」,才能達到[18]:48。12月3日,毛同新民學會會員和湖南學聯骨幹、積極分子在長沙白沙井開會,研究形勢,討論對策;12月4日,毛在楚怡小學出席長沙各校教職員代表和學生代表聯席會議,會議決定開展驅張運動,繼續發動全省學校總罷課、游行演說;之後毛在楚怡小學召開緊急會議,決定組織驅張代表團,分赴北京、天津、上海、漢口、常德、衡陽、廣州等地擴大驅張宣傳;12月6日,毛率驅張請愿團離長沙赴北京,代表團在漢口停留10天左右,分頭動員旅鄂湖南學生一道驅張,聯絡湖北學生支持驅張運動,在赴京期間毛等發表「快郵代電」,向全國揭露張敬堯在湖南的罪行;12月中旬,毛從武漢繞道上海為赴法勤工儉學之蔡和森、向警予、蔡暢、蔡母(葛健豪)等送行,由於蔡和森等啟程時間推遲,不能久待,即離上海去北京;12月18日,湖南驅張請願團到達北京,鄧中夏等十餘人到車站迎接,毛到京後主持驅張運動,北京成為當時湖南驅張運動之大本營;12月22日,為揭露張敬堯之罪惡和宣傳驅張運動,毛同張百齡、羅宗翰等組織平民通信社,毛任社長,每日發稿分送京、津、滬、漢各報,將張敬堯禍湘之罪惡及各地驅張運動之消息,加以傳布[18]:49。12月27日,平民通信社印發由毛起草、以湖南旅京公民署名之呈文《湘人力爭礦廠抵押呈總統府、國務院及外、財、農商三部文》,揭發湖南政務廳長串通水口山的德籍礦師,同美商以合資辦理湖南白鉛煉廠名義,行抵押借款之實的罪行,要求政府迅電張敬堯,取消草約,交款退出,並撤懲礦務局長,「以儆官邪而維礦政」;12月28日,毛出席湖南旅京各界公民大會,討論驅張辦法,參加者千餘人;12月31日,毛同彭璜、張百齡等以湖南旅京公民名義,就張敬堯違禁運煙種事上書國務院,揭露張敬堯到湘後,大開煙禁,並勸民種煙,要求國務院「速即呈明大總統,將湖南督軍張敬堯明令罷職,提交法庭依律處辦,以全國法而救湘民」;12月,楊昌濟病重,在北京德國醫院治療,毛到醫院探望,楊昌濟在病中給滯留上海之章士釗寫信,向他推薦毛、蔡和森[18]:50

1920年1月17日,楊昌濟在北京病逝,毛曾與楊開慧、楊開智一起守靈;1月22日,同蔡元培、范源濂、章士釗、楊度、黎錦熙、朱劍凡等聯名,在《北京大學日刊》發出《啟事》稱:楊先生操行純潔,篤志嗜學,無意于富貴利達,依薪資維持生計;為撫恤遺孤,請諸知交慨加賻助[18]:51。 1月23日,父親毛貽昌在家鄉病逝,與母親文氏合葬於韶山土地沖;毛在北京忙於驅張活動,未能回湖南奔喪[18]:52。 3月25日,湖南公民代表、教職員代表、學生代表共45人,由毛領銜,向全國發出快郵代電,聲討被張敬堯收買之政客組織「保張團」——旅京湘事維持會,重申湖南人民「以驅張除奸為職志」;快郵代電4月1日在上海《民國日報》發表[18]:56。4月上旬,毛邀集湖南代表在景山東街中老胡同商討結束在京驅張活動問題;會議決定,在北京的驅張代表,除留羅宗翰等少數人在京外,其他代表分別到武漢、上海、廣東及回湘繼續進行驅張活動;毛在北京組織驅張活動期間,同李大釗、鄧中夏、羅章龍等有密切聯系,用心閱讀他們介紹之馬克思主義書刊;毛熱心搜尋能夠找到為數不多之中文本共產主義書籍;毛較多受到馬克思主義理論和俄國革命歷史影響,對社會歷史發展有比較正確理解[18]:56-57。6月9日,毛在上海《時事新報》發表《湘人為人格而戰》,說張敬堯禍湘,「欺人太甚,有些難忍」;6月11日;直皖戰爭即將爆發,皖系無力挽回張敬堯失敗,當晚張敬堯出走,毛在上海《時事新報》發表《湖南人再進一步》:「湖南人應該更進一步,努力為『廢督運動』。怎樣廢去督軍,建設民治,乃真湖南人今後應該積極注意的大問題」;6月12日,湘軍前鋒部隊進入長沙;6月14日,湘軍總指揮趙恒惕到長沙;6月17日,湘軍總司令、湖南督軍兼省長譚延闓到長沙;6月18日,毛在上海《時事新報》發表《湖南人民的自決》:「社會的腐朽,民族的頹敗,非有絕大努力,給他個連根拔起,不足以言摧陷廓清。這樣的責任,乃全國人民的責任,不是少數官僚政客武人的責任……湖南的事,應由全體湖南人民自決之。贊助此自決者,湖南人之友。障礙此自決者,湖南人之仇」[18]:59

主張分省建立湖南共和國

1920年6月23日,毛以湖南改造促成會之名義復信湘籍老同盟會員、上海報人曾毅,提出改造湖南之主張;闡明湖南改造之要義在於「廢督裁兵」、「建設民治」;說中國20年內沒有實現「民治之總建設」的希望,在此期間,湖南應實行「自決自治」,「自辦教育,自興產業,自築鐵路、汽車路,充分發揮湖南人之精神,造一種湖南文明於湖南領域以內」;信中向打著「湘事湘人自治」旗號之譚延闓、趙恒惕政府,提出兩點要求:「第一,能遵守自決主義,不引虎入室,已入室將入室之虎又能正式拒而去之。第二,能遵守民治主義,自認為平民之一,乾凈洗脫其丘八氣、官僚氣、紳士氣,往後舉措,一以三千萬平民之公意為從違。最重要者,廢督裁兵,錢不浪用,教育力圖普及,三千萬人都有言論、出版、集會、結社之自由」;此信6月28日在上海《申報》以《湖南改造促成會復曾毅書》為題全文發表[18]:60。7月初,毛離滬返湘,經過武漢,與利群書社創建人惲代英會見,商談在長沙開辦「文化書社」問題;7月20日,湖南學生聯合會在長沙《大公報》發表《全體學生終止罷學宣言》:「現在湘局,雖僥幸解決,但來日方長,種種均待整理……雖然,我們此次的犧牲太大,所得的代價,殊不滿足。並且此次驅張,純係軍事上的色彩,轉足以重民眾的苦痛。自今以往,我們更應有徹底的覺悟,對於這種無價值的犧牲,絕對不幹。要救湖南,事事須靠著自己,沒再做無謂的周旋,向老虎嘴裡去請願。」[18]:61。 7月22日,譚延闓為防止直、皖、桂、粵各系軍閥勢力入據湖南,緩和湘軍內部之爭,利用湖南民意,發表被稱為各省自治運動「嚆矢」之禡電:督軍制固宜廢止,但廢其名而存其實,或更擴大其權力如巡閱使、軍區長,則流弊必更滋多;湘人此次驅張,本湘人救湘、湘人治湘之精神,擬即採行民選省長制,以維湘局[18]:61-62。7月25日,毛與在長沙之湘潭教育界人士,在長沙大公報館開會,商討改進湘潭教育;會議決定成立湘潭教育促進會,毛被公推為四籌備員之一,共同負責起草簡章;7月27日,湘潭教育促進會成立,毛當選促進會文牘幹事;7月30日,湘潭教育促進會第一次幹事會議決定起草促進會宣言書,由毛主稿[18]:62。8月下旬,毛在湘潭韶山休息;9月1日,回到長沙;8月上海「中國共產黨」正式成立,擬定一個具有黨綱黨章內容之文件,並推陳獨秀擔任書記,函約各地社會主義分子組織支部[18]:63。9月3日,毛在長沙《大公報》新開辟的「湖南建設問題」專欄,發表《湖南建設問題的根本問題——湖南共和國》一文,堅持先分省自治後解決全國總建設之觀點,提出分省建立共和國之主張:「九年假共和大戰亂的經驗,迫人不得不醒覺,知道全國的總建設在一個期內完全無望。最好辦法,是索性不謀總建設,索性分裂,去謀各省的分建設,實行『各省人民自決主義』。……湖南人沒有別的法子,唯一的法子是湖南人自決自治,是湖南人在湖南地域建設一個『湖南共和國』。我曾著實想過,救湖南,救中國,圖與全世界解放的民族攜手,均非這樣不行。」[18]:63-649月5日,毛在長沙《大公報》發表《打破沒有基礎的大中國建設許多的中國從湖南做起》:「列寧之以百萬黨員,建平民革命的空前大業,掃蕩反革命黨,洗刷上中階級,有主義(布爾失委克斯姆),有時機(俄國戰敗),有預備,有真正可靠的黨眾,一呼而起,下令於流水之原,不崇朝而占全國人數十分之八九的勞農階級,如響斯應;俄國革命的成功,全在這些處所。……中國如有徹底的總革命,我也贊成,但是不行……現在唯一的辦法,是『打破沒有基礎的大中國,建設許多的小中國』」[18]:64。 9月6日、9月7日,毛在長沙《大公報》連續發表《湖南受中國之累以歷史及現狀證明之》:「全中國無政府,全中國大亂而特亂。我料定這種現象至少尚要延長七八年。以後中國當大分裂,大糜爛,武人更橫行,政治更腐敗。……由武人、官僚的割據壟斷,變為各省人民的各省自治……這是必至之勢。如此者十年乃至二十年後,再有異軍蒼頭特起,乃是徹底的總革命」;9月13日,譚延闓以地方自治為名,企圖包辦「制憲」,召集官紳名流和省議員開「自治會議」,提出「湖南自治法」,省議會即以「民意機關」自居,並組織「自治研究會」;9月23日,譚延闓決定由省議會制訂一憲法會議組織法,召集制憲會議;後因輿論反對和湘軍內訌,制憲會議沒有召開[18]:65。9月26日,毛在長沙《大公報》發表《「湖南自治運動」應該發起了》:「湖南自治運動是應該由『民』來發起的。假如這一回湖南自治真個辦成了,而成的原因不在於『民』,乃在於『民』以外,我敢斷言這種自治是不能長久的。雖則具了外形,其內容是打開看不得,打開看時,一定是腐敗的,虛偽的,空的,或者是乾的」[18]:65-66

中共建党与第一次国共合作

1927年的毛泽东

毛組織社會主義青年團共產主義小組[1]:3813

1921年7月,毛与何叔衡一起代表湖南共产主义小组赴上海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和周佛海一起担任会议书记员。會後,任中國共產黨湘區(包括江西安源)委員會書記,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湖南分部主任和湖南省工團聯合會總幹事[1]:3813

1923年6月,毛到广州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當選為中共中央委員、中共中央局秘書[1]:3813。毛到广州东山恤孤院后街31号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毛在大会上的发言对既定的国共“党内合作”政策做一些补充说明,从湖南工人运动经验的角度出发阐述了搞联合阵线的必要性,认为大批工农加入国民党正可以改造它的阶级成分等等。在中共三大报告中,陈独秀在批评了上海、北京、湖北等地的工作后,特别表扬了湖南:“只有湖南的同志可以说工作得很好”,“湖南几乎所有拥有三万人以上的工会都在我们控制之下”。中央局秘书的权限很大,不仅肩负“本党内外文书及通信及开会之责任,并管理本党文件”这种一般事务性工作,而且有着“本党一切函件须由委员长及秘书签字”的联合署名权。

毛參與中國共產黨幫助孫中山改組中國國民黨之活動,在中國國民黨第一、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上被选为中央候补执行委员,並任宣傳部代理部長[1]:3813

1923年9月16日,受国民党中央党务部副部长林伯渠委托,毛回到长沙筹建国民党在湖南的党组织。自1923年10月起,国民党在长沙、宁乡、安源的分支部和湖南省总支部相继建立,不到三年国民党在湖南省已有九千名党员,在各地省党部中仅次于广东。被湖南省党部推选为国民党一大在湘三名代表(夏曦、袁逢时)之一。最终经上海赴广州出席国民党一大,在湘三名代表被孙中山总理定为“照海外分部办理”的有发言权无表决权的列席代表。1924年1月20日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召开,1月22日毛被孙中山指定为大会的章程审查委员。

1924年12月,重病的毛请假回到湖南韶山休养,缺席了1925年1月的中共四大,并在中央局委员的选举中落选。

1925年10月,毛再从湖南到广州。1925年10月5日,国民党召开第111次中央执行委员会议。会上,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国民党政府主席、政治委员会主席汪精卫,以政府事繁,难于兼顾宣传部长职务为由,向会议提出调毛代理中央宣传部长。对汪的这一提议,会上没有不同意见,于是便决定要求毛尽快到宣传部主持工作。10月6日,《广州民国日报》公布了这一消息。10月7日,毛到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就职,并主持召开宣传部第一次部务会议。可见,毛在国民党中央宣传部既没有担任部长、副部长,也没有任秘书,而是代理部长。

1925年10月,直系军阀孙传芳张作霖宣战,发动反奉战争。国民党中央党部委托毛起草反奉战争宣传大纲。11月27日,毛出席了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监察委员及各部部长联席会议,他向大会报告了《中国国民党之反奉战争宣传大纲》,最后会议通过了他的报告。12月3日,国民党公布了《反奉战争宣传大纲》,刊载于《政治周报》创刊号。广州《国民新闻》等报刊都以醒目标题转载。同一天,毛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宣传部代理部长”名义,发出《中央宣传部对反奉宣传之通告》,要求“全国各地高级党部宜指挥所属全体同志为广大之宣传,引起民众之革命高潮”,以夺取“国民革命”的“部分成功进而至于全部成功”。12月,毛兼任了国民党中央党部宣传员养成所所长,经常来所讲演《帝国主义》、《共产主义》、《农民运动》等课程。该所学员毕业后,绝大多数分配到国民革命军担任政治宣传干部和营、团党代表。12月5日,由毛主编的以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名义的《政治周报》在广州创刊出版。在《政治周报》创刊号的“发刊理由”中,毛写明:“为什么出版《政治周报》?为了革命。为什么要革命?为了使中华民族得到解放,为了实现人民的统治,为了使人民得到经济的幸福。”

提出堅持無產階級對民主革命之領導權[1]:3813

1926年1月1日至9日,在广州召开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1月8日,中國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繼續舉行,下午毛报告宣传部兩年經過狀況[19]:2370。会议期间,毛还参加起草宣传问题的决议。大会通过了关于宣传工作的三个决议案,即《宣传问题决议案》、《党报决议案》和《宣传报告决议案》。这些决议案详细、具体地规定了今后的宣传方针、政策和任务,使各地党部宣传部做到了有章可循。1月16日,中國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繼續舉行,選出第二屆候補中央執行委員24人:白雲梯、毛等[19]:2377。1926年主持廣州农民運動讲习所(第六屆),為黨培養大批農民運動骨幹[1]:3813

1926年2月,国民党中央党部在广州主办了政治讲习班,培养国民革命军和各省、区的政治、军事工作干部。谭延恺任理事长,谭未到任,由毛代理理事长。毛经常到政治讲习班讲演。2月28日,他参加了政治讲习班第一期开学典礼,并发表题为《革命分子团结起来》的演说,要求大家团结起来,努力作国民革命运动。毛还在讲习班讲授《农民问题》课程,每周一至二次。

从1926年2月5日至6月7日继续代理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期间,共出席了18次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会议,对革命宣传工作提出过许多重要提案。

1926年5月发生整理党务案,5月28日毛辞任中央宣传部长。

1926年9月1日,毛為《農民問題叢刊》撰序,題為《國民革命與農民運動》,指出:「農民問題乃國民革命的中心問題」,「所謂國民革命運動,其大部分即是農民運動」,「若無農民從鄉村中奮起打倒宗法封建地主階級特權,則軍閥帝國主義勢力總不會根本倒塌。」,「基此理由,我們的同志於組織工人、組織學生、組織中小商人許多工作以外,要有大批的同志,立刻下了決心,去做那組織農民的浩大的工作。」[19]:25109月,毛發表《國民革命與農民運動》一文,論述農民運動與國民革命之關係,指出「農民問題乃國民革命的中心問題,農民不起來參加並擁護國民革命,國民革命不會成功」,文章希望有大批同志下決心去組織農民之浩大工作,「引導他們參與反帝國主義反軍閥的國民革命運動」[19]:2532。1926年11月,到上海任中共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1]:3813。12月1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漢口召開政治局特別會議(即政治局與國際代表維經斯基鮑羅廷之聯席會議),陳獨秀在會議上作政治報告,指出從江西戰場勝利以後,我們和中國國民黨之關係發生許多新變化,出現許多危險傾向,使聯合戰線隨時都有破裂之危險;報告提出挽救聯合戰線破裂之七項策略;在土地問題上,陳獨秀與多數同志反對毛提出之激進政策,主張實行減租減息之政策;為此,會議通過《關於湘鄂贛三省農民運動決議案》[19]:2581。12月28日,湖南全省第一次工人代表大會和農民代表大會閉幕,是日毛向大會報告革命戰線聯合問題,略謂:「反革命方面已有國際、全國和全省的聯合戰線組織,革命方面也應有同樣的聯合戰線來抵抗他們。」,毛斥責「惰農運動」之類反革命宣傳:「現時湖南雖然是由國民政府所統治,但實際上還是國民政府與趙恆惕之餘孽——土豪劣紳共同的統治,他們的勢力還很大。」,勉勵代表們加強鬥爭[19]:2592

1927年到武漢任全國農民協會總幹事,主持中央農民運動講習所[1]:3813。1927年1月4日,毛啟程到湖南農村考察農民運動,1月4日至1月9日先後在湘譚縣之縣城、銀田、韶山一帶考察,1月9日至1月14日到湘鄉縣考察,1月15日至1月23日到衡山縣考察,1月24日回到長沙,將湘潭、湘鄉、衡山三縣之調查情況向中共湖南區負責人作詳細報告,1月27日至2月3日到醴陵縣考察,2月4日回到長沙,2月5日歷時32天之湖南五縣考察結束[19]:2599。1月22日,湖南、湖北、江西三省農民運動講習所已組成籌備處,由湖南省黨部推舉以周以栗、毛、陳克文,湖北省黨部推舉陳蔭林張眉宣李漢俊等為籌備員[19]:2613。3月5日,毛從1月4日起至2月5日止,實地考察湘潭、湘鄉、衡山、醴陵、長沙五縣農民運動後,寫成《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一文,在是日出版之中國共產黨湖南省機關刊物《戰士》第三十五、第三十六期合刊上發表[19]:2640。提出依靠農民同盟軍進行革命鬥爭之主張,揭露和批判陳獨秀之右傾投降主義[1]:3813。3月7日,中央農民運動委員會決定將湖南、湖北、江西三省農民運動講習所改由中央辦理,是日中央農民運動講習所在武昌正式上課,鄧演達、毛、陳克文三人為常務委員(系農講所最高領導機構),聘周以栗為教務主任,陳克文為訓育主任,李剛為事務主任,郭增昌為總隊長,惲代英彭湃方志敏等擔任講課[19]:2642。3月15日,中國國民黨二屆三中全會舉行第五次會議,出席委員27人,譚延闓主席,丁超五報告「陽新慘案」詳情,議決組織委員會,指定鄧演達、吳玉章、毛三人為委員,與湖北省黨部、湖北省政務委員會、省農民協會開聯席會議處理;河南全省武裝農民代表大會是日至3月21日在武昌雄楚樓中央農民運動講習所舉行,出席代表69人,代表45縣40萬武裝農民,推王法勤于樹德、陳克文、鄧演達、劉莪菁、郭安宇等13人為主席團,陳克文、毛、陸沉、鄭振宇在大會上分別作廣東、湖南、湖北、河南四省農運狀況報告,李立三作中國職工運動報告[19]:2649。3月28日,中央農民部在武昌召開各省農協執委聯席會議,鄧演達、陳克文、毛、周以栗、陸沉、方志敏、陳子林等出席,決定組織中華全國農民協會臨時執行委員會,領導全國農運,時全國有組織之農民已達800萬人[19]:2664。3月30日,湖南、廣東、湖北、江西四省農民協會代表和河南省武裝農民自衛軍代表,在武昌召開聯席會議,選出彭湃(廣東)、易禮容(湖南)、方志敏(江西)、陸沉(湖北)、蕭寅谷(河南)及毛、徐謙孫科譚延闓、鄧演達、唐生智張發奎譚平山13人為全國農民協會臨時執行委員,譚延闓、譚平山、毛、鄧演達、陸沉5人為常務委員,毛兼任組織部長,主持全國農協臨時執委會工作,並決定在5月15日召開全國農民代表大會,代表名額680名[19]:2665-2666。4月2日,武漢中央土地委員會成立,推徐謙顧孟餘、譚平山、毛、鄧演達為委員[19]:2670。4月3日,湖北麻城縣土豪利用紅槍會策動武裝暴亂,殘殺革命幹部和軍民,包圍麻城縣城,毛從農民運動講習所學員中組織學員中組織學生軍300名,於4月14日開赴麻城,平息暴亂[19]:2672

第一次国共内战

创建红军与农村根据地

1931年,毛泽东在中央苏区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

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1927年2月。[20]

鹰击长空,鱼翔浅底,万类霜天竞自由。怅寥廓,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

毛泽东,《沁园春·长沙》,作于1927年9月。[21]

1927年6月16日,湖南、湖北、江西三省農民協會一月來多,農民犧牲者達一萬數千人,是日全國農協臨時執行委員會常務委員譚延闓譚平山鄧演達、毛、陸沉呈請國民政府採取措施,明令保護農工組織及工人糾察隊、農民自衛軍[19]:2739。7月4日,中共中央常委舉行擴大會議,討論反動到來時如何保存農村革命力量問題,陳獨秀提出,國民革命各軍招兵時,農民協會之會員和自衛武裝可應徵加入,蔡和森主張上山,毛、陳獨秀也同意上山,會議在討論對付湖南反共事件時,仍然堅持聯唐(生智)反蔣之政策[19]:2756四·一二事件七·一五事件发生之后,8月7日,中共中央在漢口召開緊急會議(即「八七」會議),出席會議有中央委員12人,候補中央委員3人,共青團中央委員5人,地方代表2人,共產國際代表羅明納茲和中共中央秘書處負責人也參加會議,陳獨秀未能與會,瞿秋白、李維漢主持會議,會議在共產國際之幫助下,總結大革命失敗之經驗教訓,就國共兩黨關係、土地革命、武裝鬥爭等問題進行討論,會議堅決糾正以陳獨秀為代表之右傾投降主義,確定實行土地革命和武裝反抗中國國民黨之總方針,並把發動農民舉行秋收起義作為中國共產黨當前之主要任務,選舉中央臨時政治局,瞿秋白、李維漢、蘇兆徵、向忠發、羅亦農、顧順章、王荷波、彭湃、任弼時9人為委員,周恩來、鄧中夏、毛、彭公達、李立三、張太雷、張國燾7人為候補委員[19]:2788。毛出席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之政治局擴大会议(通稱「八七会议」),提出“枪杆子里出政权”的著名論斷,毛等7人当选为临时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会后作为中央特派员领导边界秋收起义,創建工農革命軍第一師,在井岡山創立第一個農村革命根據地[1]:3813。8月8日,武漢中國國民黨中央政治委員會第四十四次會議議決,開除跨黨中國共產黨員之中國國民黨黨籍:一、由中央黨部下令,凡列名南昌革命委員會之跨黨黨員譚平山、林祖涵、吳玉章、惲代英、高語罕,開除黨籍,並免職通緝拿辦,二、列名中國國民黨執監及候補執監委員之跨黨黨員楊匏安、毛、董用威、鄧穎超、許甦魂、韓麟符、于樹德、江浩、夏曦等,一律開除黨籍並免職[19]:2789。8月18日,中共湖南省委在長沙北郊沈家大屋召開會議,討論和制定秋收起義計劃,決定以共產黨之名義組織工農革命軍,沒收地主土地財產分給農民,廢除苛捐雜稅,建立工農民主政府,並決定成立領導秋收起義之黨之前敵委員會,以毛為書記,以長沙為中心,在湘潭、寧鄉、醴陵、瀏陽、平江、安源、岳州七處同時發動起義[19]:2798。9月9日,湘贛邊界爆發秋收起義,由中共中央特派員毛和中共湖南省委領導,原武漢國民政府警衛團,平江、瀏陽農民軍和安源之工人武裝等參加,起義部隊編成工農革命軍第一軍第一師,盧德銘任總指揮,余洒度任師長,毛任中共前敵委員會書記,下轄4個團[19]:2813-2814。9月11日,工農革命軍第三團在毛領導下,在銅鼓起義,占白沙鎮,次日占瀏陽東門市,9月14日被唐生智部新編第八軍兩個團及地主武裝包圍夾擊,激戰6小時後,向瀏陽上坪撤退[19]:2816。9月14日,毛在瀏陽上坪以前委書記名義通知秋收起義各部隊到瀏陽文家市集合,9月19日各路起義部隊約1,500人在文家市會師,次日離開文家市,向羅霄山脈中段進軍,9月25日克蓮花縣城,9月29日到達江西永新縣三灣村,進行「三灣改編」,確立共產黨對軍隊之絕對領導,部隊縮編成一個團,改稱工農革命軍第一軍第一師第一團,人數不足一千[19]:2817-2818。10月3日,工農革命軍到達寧岡縣古城,毛在文昌宮主持召開前敵委員會擴大會議,總結秋收起義經驗,討論在井岡山開展游擊戰爭、建立革命根據地問題,10月7日進抵茅坪,10月27日到達井岡山中心茨坪,和當地之農民革命武裝王佐袁文才部滙合,開始建立井岡山革命根據地[19]:2832

1928年1月4日,毛率領工農革命軍第一營和第三營之一個連攻打遂川,在大坑打垮蕭家璧之靖衛團,縣城之敵聞訊棄城逃跑,次日紅軍乘勝占領遂川城[19]:2912-2913。2月3日,中國國民黨二屆四中全會舉行首次會議,決議開除隸屬共產黨之中央執行委員譚平山林祖涵于樹德吳玉章楊匏安惲代英6人,候補中央執行委員毛、許蘇魂、夏曦韓麟符董必武屈武鄧穎超7人黨籍[19]:2940。2月21日,毛率領工農革命軍兩個團自遂川攻打寧岡新城,殲滅守軍多人,擊斃營長王國政、靖衛團長李樹滋,活捉縣長張開陽,俘敵軍400餘人,並占領新城,是日在寧岡礱市開萬人大會,成立寧岡縣蘇維埃政府[19]:2962。3月11日,朱培德所部第五路軍第二十七師師長楊如軒派第二十五團與第七十九團由永新出發,第八十一團由遂川出發,分三路包圍井岡山紅軍,3月13日下午第二十五團陷茅坪,毛率紅軍千餘退走湘邊,紅軍袁文才部千數百人退向隴西,同日第七十九團陷古城[19]:2981。4月10日,江西第五路軍第三軍軍長兼南昌衛戍司令王均致電長沙程潛白崇禧報告毛率部分兩路由遂川進至湘東,請派湘軍「協同兜剿」[19]:3012

後與朱德、陳毅率領之一部分部隊會師,組成工農革命軍(不久改稱紅軍)第四軍,毛任黨代表,朱德任軍長[1]:3813。4月28日,毛率井岡山紅軍經酃縣回到礱市,是日與朱德率領之南昌起義部隊會師[19]:3031。5月4日,中國工農紅軍第四軍成立,江西寧岡礱市黨、政、軍、工、農、商、學各界召開群眾大會,慶祝朱德與毛兩支部隊勝利會師,大會執行主席陳毅宣布成立中國紅軍第四軍,朱德任軍長,毛任黨代表,朱德、毛分別講話,兩軍會合後,王爾琢為參謀長,陳毅為軍委書記,部隊編為第十師、第十一師、第十二師三個師,第十師師長朱德(兼)、黨代表宛希先,第十一師師長毛(兼),第十二師師長陳毅(兼),下轄9個團,全部兵力一萬多人,大部為湘南農軍[19]:30395月20日,中共湘贛邊區第一次代表大會在茅坪召開,毛在會上作報告,總結井岡山根據地半年來的鬥爭經驗,提出加強黨的領導,深入土地革命,鞏固和擴大革命根據地的任務,會議選舉特委委員23人,成立以毛為書記之湘贛邊界特委[19]:3059。5月,毛与永新县革命委员会主席贺敏学的妹妹贺子珍结婚[a]。6月1日,魯滌平何鍵急電廣州李濟深,謂朱德、毛、袁文才等部以江西寧岡為根據地,分別在茶陵酃縣各地滋擾,刻正與南昌王鈞部會剿,望駐粵邊軍隊嚴密防堵,以免竄逃[19]:3070。6月17日,中國共產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在莫斯科舉行[19]:3087。7月11日,中國共產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閉幕,會後舉行六屆一中全會,選舉中央委員毛等23人,候補中央委員13人[19]:3106。23名中央委员,毛排第12位。7月13日,朱德、毛率領紅四軍攻占湖南酃縣,湘軍退守茶陵[19]:3108。8月19日,朱德、毛部紅軍攻占湖南桂東縣[19]:3140。8月23日,吳尚、范石生奉魯滌平、何鍵急電,指揮所部分三路進攻桂東朱德、毛部紅軍,激戰三畫夜,朱、毛率部向寧岡退卻,8月26日吳尚陷桂東[19]:3143。8月28日,何鍵自長沙赴湘南「督剿」朱德、毛等部紅軍,湘省清鄉督辦處獲悉,江西紅軍朱德、毛部與湘南寧遠、藍山、新田、祁陽一帶紅軍周文、陳光保等部聯合,圖奪取衡陽[19]:3147。從1928年開始,先後寫《中國紅色政權為什麼能夠存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著作,創造性地提出建立農村根據地,以農村包圍城市,最後奪取城市之戰略思想[1]:3813

1929年1月4日至1月6日,中共湘灨邊區前委、特委、紅四軍軍委和地方黨組織負責人聯席會議在寧岡柏露舉行,由毛主持,決定彭德懷紅五軍及紅四軍第三十二團王佐部留守井岡山,紅四軍主力向贛南、閩西進軍,徹底粉碎敵人「圍剿」,開辟新之革命根據地[19]:3267。7月,中共閩西第一次代表大會在蛟洋舉行,提出「發動廣大群眾創造閩西工農割據」之總路線必須完成之18項任務,毛就如何鞏固和發展紅色根據地方針問題作重要提示:「這就是:一、深入地進行土地革命;二、徹底消滅民團土匪,發展工農武裝,有陣地地波浪式地向外發展;三、發展黨、建立政權、肅清反革命。」[19]:342712月28日,中共紅四軍第九次代表大會在閩西上杭縣古田召開,會議通過《中國共產黨紅四軍第九次代表大會決議案》(即《古田会议決議》),強調紅軍必須服從黨的領導,樹立無產階級思想,糾正單純軍事觀點、極端民主化、絕對平均主義、主觀主義、個人主義、流寇思想等錯誤觀念,紅軍必須擔負起宣傳群眾、組織群眾、武裝群眾等項任務[19]:3505

林彪等疑问“红旗到底能够打多久?”1930年1月5日,毛澤東在古田就時局和紅軍行動問題覆紅四軍一縱隊司令員林彪信(即《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原题目为《时局估量和红军行动问题》),指明中國革命之發展前途[19]:3512。1月5日,紅四軍為粉碎蔣介石之贛、粵、閩三省「會剿」,實現「爭取江西」計劃,是日從古田出發,兵分兩路,由朱德率第一、三、四縱隊紅經連城、寧化越武夷山入江西,1月16日占廣昌,另一路由毛率第二縱隊到龍岩地區迷惑敵人,掩護主力轉移移後,亦由連城、清流、寧化、歸化越武夷山入廣昌,到寧都東韶與朱德部會師[19]:3512。2月7日,毛在吉安之陂頭主持召開紅四軍前委、贛西特委及紅五、六軍軍委聯席會議(即「二七」會議),討論擴大紅色區域,深入土地革命,發展工農武裝,為奪取江西全省而鬥爭等問題,2月9日結束[19]:3530。2月下旬,中共湘贛邊界特委以整編地方武裝、研究攻打吉安之名,通知邊界各縣主要負責人帶領本縣武裝到永新城集中,原井岡山地區綠林頭領、受毛團結改造加入中國共產黨擔任紅五軍第五縱隊領導之王佐袁文才率部開進永新城,邊界特委書記朱昌偕誤認為王佐、袁文才會叛變,率部包圍其住所,將袁文才槍殺,王佐逃離,在涉水過河時溺死[19]:3545。3月2日,朱德、毛、彭德懷黃公略紅軍圍攻江西吉水唐雲山旅,是日成光耀旅、朱耀華旅到達城郊,紅軍退富都[19]:3547。3月下旬,朱德、毛率紅四軍下江西南部南康,到新城,指向南雄江西省政府懸賞緝拿朱德、毛,生擒者5萬元,擊斃者3萬元[19]:3564。4月1日,朱德、毛率紅四軍克南雄,4月3日克始興[19]:3566。4月10日,朱德、毛紅四軍攻克江西信豐,擊斃縣長吳兆豐、警察隊長王覃勳[19]:3571。5月4日,金漢鼎魯滌平張輝瓚、鄧英在南昌會商「剿共」第二步計劃已竣,是晨乘輪溯贛江贛州,與福建、廣東軍「會剿」朱德、毛紅四軍[19]:3585

1930年6月5日,朱德、毛紅四軍自尋烏經吉潭,到達福建武平,擊潰民團,克縣城,6月8日續克上杭[19]:3605。7月26日,江西省政府主席兼第九路軍總指揮魯滌平布告懸賞10萬元緝拿朱德、毛[19]:3636。8月6日,紅一軍團朱德、毛部克江西安義[19]:3646。8月23日,红一军团同红三军团在瀏陽永和市会師,组成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朱德任总司令,彭德懷任副總司令,毛任总政治委员,下轄第一、第三兩個軍團,共3萬餘人,同時成立中共第一方面军总前敌委员会,毛任总前委书记,成立中国工农革命軍事委员会,毛任主席,紅一方面軍組成後,決定第二次攻打長沙[19]:3656。8月30日,紅一方面軍分三路進攻長沙,朱德、毛率第十二軍到達株洲附近,黃公略、林彪率第三、第四兩軍抵關刀鋪,彭德懷率第五、第八兩軍主力,抵湘陰港附近,一部則沿瀏長大道抵黃花市附近,是晚起紅軍總攻長沙,迭以火牛為前驅,猛衝何鍵軍所布電網,終因敵方火力太猛,未能攻破[19]:3660。9月13日,紅一軍團朱德、毛部向株洲、醴陵轉移[19]:3669。9月14日,紅一方面軍停止進攻長沙,撤出陣地,向湘東、贛西進發,第二次攻打長沙失敗;是日,紅一軍團朱德、毛部抵醴陵,後向萍鄉進軍[19]:3671。9月20日,紅一軍團朱德、毛部分兵進駐攸縣、茶陵、萍鄉等縣[19]:3676。9月24日至9月28日,瞿秋白、周恩來等在上海主持召開中共六屆三中全會,全會補選中央委員7人、候補中央委員8人、中央審查委員2人,並改選中央政治局,毛重新選入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朱德等選入中央委員,此後,由瞿秋白實際主持中央中央工作[19]:3679-3680。9月29日,中共中央長江局軍事部負責人周以栗到袁州同紅一方面軍總前委舉行會議,周傳達長江局再打長沙之指示,經毛等多方說服,會議一致決定,放棄再打長沙,先打敵軍力量較弱之吉安[19]:3683。10月14日毛給黨中央寫信,說各級指導機關「多為AB團的富農所充塞」,「肅清富農領導,肅清AB團」,「目前總前委正計劃這一工作」,11月下旬紅一方面軍在整軍中開展肅「AB團」半個多月,在4萬紅軍中肅「AB團」4400餘人,12月發生「富田事變」,肅「AB團」持續進行,從贛西南到全蘇區,從1930年到1934年,據事後調查,蘇區殺「AB團」達7萬餘人[19]:3602。10月25日,紅一方面軍總前委和江西省行動委員會在江西新喻縣羅坊舉行聯席會議;總前委書記毛主持,會議討論紅一方面軍打不打南昌和如何粉碎敵軍「圍剿」問題;毛根據敵強我弱之基本情況,提出不應打南昌,主張紅軍主力先向根據地內退卻,使力量對比發生有利於我之變化,然後集中兵力各個殲敵於運動中;經反復討論,得到大多數與會者贊同;10月26日會議通過《關於目前政治形勢與一方面軍及江西黨的任務的指示》[19]:3703。10月27日,朱德、毛紅軍第一軍團第三、四、十二各軍,由新喻峽口攻取上高,圖斷袁州羅霖師與高安公秉藩師之聯絡;是日紅軍遭羅霖部襲擊,棄上高向清江轉移,集中新喻、清江以北及高安西南地區;魯滌平令所部分為三個縱隊,以張輝瓚、譚道源、羅霖分任指揮進攻紅軍[19]:3704。10月31日,紅一方面軍總前委和江西省行動委員會於10月25日起在江西新喻縣羅坊舉行聯席會議;在毛主持下,分析政治形勢,總結攻打長沙、奪取吉安之經驗教訓,作出相應決議;是日會議通過毛提出之「誘敵深入」方針,決定主力紅軍東渡贛江,準備反「圍剿」作戰[19]:3706-3707。1930年11月6日,蔣光鼐蔡廷鍇兩師由湖南抵達江西萍鄉,向蓮花水新之紅軍進攻;同日紅軍朱德、毛、彭德懷各部分抵達撫州、新喻及福建、廣東邊境;何成濬即令魯滌平何鍵「跟剿」,次日公秉藩師由新崗嶺向新喻推進[19]:3713。12月9日,蔣介石電令各路指揮懸賞5萬元購緝朱德、毛、彭德懷、黃公略[19]:3740

中華蘇維埃共和國

1931年1月15日,中共蘇區中央局在江西瑞金成立,任命周恩來為書記,未到職前由項英代理,同時成立革命軍事委員會,項英兼軍委主席,毛、朱德為副主席,紅一方面軍總前委撤銷[19]:3764。9月15日,毛指揮紅三軍團、紅四軍及紅三軍在方石嶺殲滅「剿赤」軍韓德勤師6個團及蔣鼎文師直機關及炮兵、步兵各一營,韓師損失大半,斃旅、團長3人,營長6人[19]:3919。11月27日,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執行委員會在瑞金召開第一次會議,選舉毛為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項英、張國燾為副主席[19]:3997。此后毛开始被称呼为“毛主席”。12月1日,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執行委員會發出第一號布告,內稱,中華工農兵蘇維埃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於1931年11月7日在江西蘇區召開,會議通過政綱、憲法、土地法、勞動法、紅軍問題、經濟問題等重要法令,宣告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成立,選出毛、項英、張國燾、周恩來等63人為中央執行委員,組織中央執行委員會,為全國代表大會之後之最高政權機關[19]:4001

1932年3月中旬,中共蘇區中央局在贛縣江口圩舉行會議(江口會議),討論中央紅軍撤圍贛州後之行動方針,毛提出向贛東北方向發展之主張遭否決,會議確定「以贛江流域為中心,向北發展」,迅速奪取中心城市之方針,中央紅軍一、五軍團組東路軍由毛率領在贛江東岸活動,三軍團、紅十六軍等組西路軍由彭德懷率領到贛江西岸活動[19]:4113。7月3日,朱德、毛率紅一軍團一部擊潰梅嶺關守敵一個團,占領梅嶺關要隘[19]:4187。7月9日,朱毛指揮紅一軍團季振同紅五軍團所屬各軍與粵軍20個團在池江、梅關嶺、大庾南雄縣水口圩展開爭奪戰,經過三天兩夜戰鬥,於7月11日將粵軍全部擊潰,紅軍克水口圩,敵退南雄[19]:4190。8月8日,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通令宣布:奉中央政府命令,特任毛為紅軍第一方面軍總政治委員[19]:4210。9月26日,紅一方面軍總司令朱德、總政治委員毛發布《在敵人尚未大舉進攻前部隊向北工作一時期的訓令》,命令所部北移,在樂安宜黃、南豐一帶部署第四次反「圍剿」戰場[19]:4237。10月上旬,寧都會議召開,中共蘇區中央局在江西寧都開會體會議,會議根據臨時中央之決議和指示,指責毛「誘敵深入」方針、反對打贛州等是「純粹防禦路線」、「右傾主要危險」,要求紅軍在敵合圍開始之前,粉碎敵人進攻,奪取中心城市,實現江西首先勝利,會後毛被撤銷紅一方面軍總政治委員職務[19]:4245-4246。12月19日,中央紅軍主力由資溪、黎川開至光澤、邵武、建寧、廣昌一帶,毛、朱在黎川曾召集軍事會議,進行戰前改編整頓,充實連隊戰鬥力[19]:4282。在毛、朱德、周恩來等領導下,紅軍從1930年11月到1933年3月,連續粉碎國軍四次大規模軍事「圍剿」[1]:3813

1933年1月,中共臨時中央由上海迁往江西中央革命根據地[19]:4316。临时中央政治局与苏区中央局合并为中共中央局,毛为其成员[b]。被補選為黨中央政治局委員[1]:3813

1934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決定,取消中國工農紅軍總司令部和紅一方面軍司令之名義和組織,紅一方面軍總部同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合併,方面軍所屬部隊由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直接指揮,稱中央紅軍,2月3日中革軍委改組,主席仍由朱德擔任,周恩來、王稼祥為副主席[19]:4573。5月,中共中央召開緊急會議研討廣昌戰役後之戰局及今後作戰方針,毛提出將紅軍主力分向福建、浙江、江蘇、湖南進軍,突入後方廣大無堡壘地區,用以吸引國軍並使其兵力分散,然後回兵江西收復蘇區,最後決定在石城以北加築工事構成防衛瑞金防線,並緊急開展擴大紅軍運動,以組織粉碎國軍第五次「圍剿」之軍事力量[19]:4653

长征与西安事变

“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

毛泽东有关打击国民党的建议,1928年。[22][23]
1930年代的毛泽东

但由於以王明“左”倾冒险主义,排挤毛对军队的领导,红军虽经苦战而未能粉碎国军第五次军事「围剿」[1]:3813。1934年9月2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華蘇維埃政府主席張聞天為《紅色中華》報撰寫之社論《一切為了保衛蘇維埃》於是日發表,發出中央蘇區紅一方面軍突圍西征實行戰略轉移之動員令[19]:4739。10月10日晚,中共中和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從江西瑞金出發,率紅一、紅三、紅五、紅八、紅九軍團及中央、軍委機關和直屬部隊共8.6萬人撤離中央蘇區,向雩都集中,實行戰略轉移,踏上向西突圍之征途,這便是後來被稱之為紅軍長征之開始;中共中央決定成立黨中央分局和蘇維埃政府中央辦事處,以項英為黨中央分局書記,陳毅為中央辦事處主任,10月22日又宣布成立中央軍區,由項英任司令員兼政治委員,率紅軍共兵力三四萬人堅持游擊戰爭,保衛蘇區[19]:4748

1935年1月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遵義會議」)閉幕,作出決定:毛選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指定洛甫(張聞天)起草決議,常委再作進行適當分工,取消三人團,仍由最高軍事首長朱德、周恩來為軍事指揮者,而周恩來是黨內委之對於指揮軍事上下最後決心之負責者,會上推舉張聞天接替博古擔任總書記[19]:4821。1月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根據遵義會議決議,常委進行適當分工,確定毛為周恩來軍事指揮之幫助者[19]:4821。王明「左」傾冒險主義結束,確立新中央領導[1]:3813。3月4日,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通令:特設前敵司令部,委任朱德為前敵司令員,毛為前敵政委[19]:4850。3月1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決定成立「三人團」(又稱「三人軍事指揮小組」),由周恩來、毛、王稼祥組成,周為團長,全權負責處理紅軍之軍事行動[19]:4855。5月5日當晚,毛、周恩來、朱德等中共中央、中革軍委領導隨同軍委縱隊渡過金沙江,駐扎在中屋山,指揮中央紅軍渡江[19]:4883。5月9日,中央紅軍全部渡過金沙江,在一周時間內,中央紅軍靠着7隻渡船將2萬多紅軍全部送到金沙北岸,從此中央紅軍跳出數十萬敵人圍追堵截之圈子,取得戰略轉移中具有決定意義之勝利[19]:4886。10月5日,張國燾在四川理番縣卓木碉另立「中央」,「中央政府」和「中央軍委」,宣布開除毛、周恩來、博古、張聞天中央委員及黨籍,並下令「通緝」,對楊尚昆葉劍英「免職查辦」[19]:4975。此後黨和紅軍戰勝張國燾分裂主義和國軍圍追堵截,完成二萬五千里長征,於1935年10月到達陝北[1]:3813。10月19日,紅軍陝甘支隊到達陝北革命根據地吳起鎮,中央紅軍主力歷時一年,經過福建、江西、廣東、湖南、廣西、貴州、雲南、四川、西康、甘肅、陝西11省,行程2萬5千里,進行300多次戰鬥,擊潰幾十萬敵軍圍追堵截,此時只剩7,000餘人,結束長征[19]:4981。1935年11月21日,直羅鎮戰役,毛同周恩來、彭德懷指揮,11月24日直羅鎮之敵在突圍中被全殲,戰役結束,共殲東北軍1個師又1個,俘敵5,300餘人,繳槍3,500餘支,打破蔣介石對陝甘寧蘇區之第三次「圍剿」[19]:5007。12月17日,中共中央在陝北瓦窯堡召開政治局會議,張聞天主持會議,並入政治形勢與策略之報告,經過三天討論,確定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之策略方針,完滿解決黨之政治路線問題[19]:5030。闡明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之理論、路線和政策[1]:3813。1936年,毛任中共中央军委主席,他擔任此職務直至逝世[1]:3813

1936年1月31日,中共中央軍委在陝西延長開會研究東征戰略方針,會議決定東征進軍路線,部署兵力,正式組成「中國人民紅軍抗日先鋒軍」,彭德懷任總司令,毛任總政委[19]:5067

1937年1月1日,毛、周恩來電潘漢年稱,速與陳立夫接洽,中共願與宋子文孫科馮玉祥各方面商洽團結一致挽救危局之方法;並告知紅軍已集結訓練,靜待劃定防地,準備抗日,絕無擾亂中央軍及侵入國統區之企圖[19]:5327。1月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擴大會議,分析張學良被扣留後之形勢,決定主要方針是力求和平;毛稱,現在「仍是打擊右派,爭取中派」;張聞天闡明中共在目前主要方針「是鞏固內部與動員援助西安,反對內戰」[19]:5328。1月6日,毛、張聞天聯名電周恩來、秦邦憲稱,「(甲)目前中心在堅決備戰,拒顧(顧祝同)迎張(張學良)。(乙)顧來則張、楊(楊虎城)兩部全被宰割,紅軍將被迫登山」[19]:5331。1月13日,中共中央與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由保安動身遷到延安,同日,中共中央機關自保安(今志丹縣)遷延安[19]:5339。1月21日,中國人民抗日紅軍大學改名為中國人民抗日軍事政治大學,並舉行開學典禮,毛兼任教育委員會主席與政治委員,林彪任校長,劉任承任副校長[19]:5345

抗日战争与第二次国共合作

毛泽东在延安写作《论持久战》,摄于1938年
1939年的毛泽东

1937年,毛在《实践论》和《矛盾论》中豐富和發展馬克思列寧主義之認識論和辨證法[1]:3813。11月8日,毛電告八路軍各將領,太原失守後,華北正規戰爭階段基本結束,游擊戰爭階段開始,將以八路軍為主體,呂梁山是八路軍的主要根據地;中共中央舉行會議,討論特區的選舉與財政,毛不主張實行行政立法司法三權分立[19]:5665

1938年1938年11月,在中共六屆六中全會上作《統一戰線中的獨立自主問題》等講話,批判王明右傾投降主義[1]:3813。毛批判速勝論和悲觀論兩種錯誤思想[1]:3813

1939年1月17日,陝甘寧邊區首屆參議會在延安召開,毛講話,指出抗戰一定要有民權主義民生主義[19]:5986-5987。1942年號召開展全黨範圍之整風運動,統一思想、組織,從而為戰爭取得徹底勝利奠定基礎[1]:3813

1943年3月,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被選為中央政治局主席、中央書記處主席[1]:3813。以後在歷屆中央委員會上都連續當選為中央委員會主席、中央政治局主席,直至逝世[1]:3813。1943年6月1日,毛覆電彭德懷,對中國國民黨之靦狀和中國共產黨今後之工作方針作出指示,指出:中國國民黨對敵、對外、對共、對民、對黨五方面均無妥善辦法,危機日增;他們對東條英機扶蔣倒汪新政策毫無對策,對日投降者增多,戰鬥力大損;目前英、美仍是集中力量對德,對蔣援助甚少;對我黨疑忌甚大,不願解決兩黨關係問題;甘肅、貴州、四川、陝西民變,除鎮壓外無他辦法;內部糾紛不絕,有增長趨勢,凡此均使抗戰局勢處困難地位;抗戰還須準備三年,彼時中國情況如何,深堪注意;我黨應在此三年中力求鞏固,屹立不敗;對敵應用一切方法堅持必不可之根據地;應極力避免大軍事衝突,使彼方一切力量均用在對敵上[19]:7138。10月,毛、任弼時、彭德懷赴南泥灣,視察八路軍第三五九旅開展大生產運動之情況[19]:7239。1945年4月,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杨家岭中央大礼堂召开,毛主持大会致开幕词,并作了题为《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在报告中,毛明确指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24]本次大会确定毛泽东思想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毛思想系统形成并趋于完善[1]:1455

1945年6月19日,中共中央在延安杨家岭举行七届一中全会,毛正式出任中国共产党最高领导人,会上被选为中央委员会主席(党主席),兼任中央政治局主席和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书记处主席。7月5日,黃炎培在延安同毛談歷史周期率問題,據黃炎培7月5日日記記載:「毛澤東答:我們已經找到新路,我們能跳出這周期率。這條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讓人民來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政息。」[19]:77531945年8月,毛发表《对日寇的最后一战》的声明。

第二次国共内战

1945年8月24日,毛電覆蔣介石稱:「鄙人極願與先生會見,商討和平建國大計。俟飛機到,恩來同志立即赴渝進謁,弟亦準備隨時即赴渝。晤教有期,特此奉覆。」[19]:77978月28日,毛應蔣介石邀請,同赫爾利、張治中以及周恩來、王若飛等同機飛重庆[19]:7802。8月29日上午,毛、周恩來、王若飛與國民政府代表張治中會談,下午毛、周、王與蔣介石會談,晚間又和張治中、王世杰、張群、邵力子作長時間談話[19]:7803。9月12日,蔣介石在重慶官邸約毛、周恩來共進午餐,張群、張厲生、邵力子作陪[19]:7825-7826。9月22日,毛會見中國青年黨領導人蔣勻田,說:商談近20日,時間白費,我們觸及到兩個問題,軍隊分配比例問題,我們管理地區自治問題,沒有一個問題得到協議,「可說商談已經失敗了。」[19]:783710月10日,《雙十協定》簽字[19]:7851。10月11日,毛由王若飛和張治中陪同自重慶飛返延安,在重慶機場答記者說:「中國問題是可以樂觀的,困難是有的,不過困難都可以克服。」[19]:7854

1946年1月10日,国民政府代表張群与中国共产党代表周恩來簽署《關於停止國內軍事衝突、恢復交通的命令和聲明》,與1月5日达成之《關於停止國內軍事衝突的協議》同時公布,停戰命令規定於1月13日24時起全國一律停戰;張群、周恩來簽訂建立軍事調處執行部協議,規定:軍調部設北平,設委員會三人,國民政府代表鄭介民,中共代表葉劍英,美國駐華代辦羅伯遜充任主席,各有表決、互讓權,事宜須經三人一致通過,三人不能協議之問題,應提交軍事三人小組決定之[19]:7951-7952。美国特使马歇尔调停国共签署1月停战令。2月1日,蔣介石與周恩來會談,蔣介石表示政府僅派張治中一人出席軍事三人小組,張群不再參加;周恩來轉達毛關於軍黨分立、國共長期合作之意見,並謂毛將參加聯合政府[19]:7970。3月27日,国民政府代表张治中、中国共产党代表周恩来和美国代表吉伦於重慶怡园正式签订关于派遣執行小組前往東北調處停止衝突協定[19]:8019。4月,国共达成政协宪草。5月13日,東北保安司令長官杜聿明下達進攻四平街之命令,5月14日廖耀湘新六軍、彭鍔第八十八師等10個師成左、中、右三個兵團,輪向四平街實施進攻[19]:8052。5月18日夜,東北民主聯軍全部從四平街撤退,部分主力撤至松花江北岸[19]:8055。5月19日,孫立人新一軍進占四平街,陳林達之第一九五師攻占四平街東側哈福屯,歷時33天之四平街攻防戰至此結束[19]:8055。5月22日,東北民主聯軍完撤出長春[19]:8057。5月25日,政治和談會議在南京重開,政府代表王世杰、邵力子、張生、雷震同中共代表周恩來、董必武、陸定一就停止衝突、恢復交通、宣傳休戰諸問題進行商談[19]:8059。6月23日,毛為中共中央起草致中原局電:「同意立即突圍,愈快愈好,不要有任何顧慮,生存第一,勝利第一。」[19]:8086

1948年5月27日,毛離開花山村,乘車到西柏坡,與朱德、劉少奇、周恩來、任弼時會合[19]:8610

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国

集美解放紀念碑「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人民政府成立毛主席在北京天安門上升旗」浮雕
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北京天安门城楼上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

1949年4月30日,毛以中國人民解放軍總部發言人李濤之化名為英國軍艦之暴行發表聲明,要求英、美、法三國在中國之軍艦、軍用飛機、陸戰隊等武裝力量迅速撤離中國之領水、領海、領土、領空,不要幫助中國人民之敵人打內戰,斥責英國保守黨首領丘吉爾和首相艾德禮為英艦侵入中國長江、並向解放軍發炮攻擊之暴行辯護以及要武力報復之恫嚇[19]:8897。5月5日,毛致電斯大林,請其對解決經濟任務提供幫助;謂:「不解決這一經濟建設的任務,我們便不能鞏固革命的果實,便不能完成革命。」「因此,請您滿足我們的請求,派遣蘇聯專家給我們。」[19]:8904

1949年10月1日下午,毛主持召开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之后,同全体委员登上天安门参加开国大典

1950年10月,毛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派遣中国人民志愿军参加朝鲜战争[25]。1954年,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全票当选为首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并主持通过第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26]

从整风到反右

1957年,为消除党外人士的顾虑,中共重申“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在这种政策影响下,经历胡风案等一系列批判事件後的知识分子开始逐渐向中共提出批评意见。然而,运动形势在5月中旬发生了逆转。

大跃进

1958年5月,在毛主导下,中共八屆二次会议正式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标志着“大跃进”的正式开始。

1958年7月,台灣不斷炮擊福建沿海村鎮,解放軍福建前線部隊奉命於8月23日開始炮擊國軍金門防衛部和炮兵陣地等軍事目標,封鎖金門島;9月初美國向台灣海峽地區大量增兵,派軍艦、飛機直接為國軍運輸護航,解放軍前線部隊又於9月8日對金門全面炮擊[27]:23

1958年秋,很多地方宣佈人民公社為全民所有制,並且搞「向共產主義過渡」之試點;河北省徐水縣率先成立全縣範圍之特大型公社,號稱實現全縣「全民所有制」,並提出「向共產主義過渡」,引來不少人參觀;毛曾經派人去徐水了解過,發現不少問題;為進一步弄清情況,他決定親自到河北看一看[28]:9。10月21日,毛在中共河北省委負責人彙報徐水工作時談話紀要:「有捆人,打人,就是還有封建殘餘,是對敵我界限和人民內部矛盾的相互關係沒有搞清楚。一捆、二打、三罵、四鬥,不是解決人民內部矛盾的方法。」[28]:1111月2日至11月10日,毛在鄭州主持召開中央工作會議,後來被稱作「第一次鄭州會議」[28]:12。11月8日,《十五年社會主義建設綱要四十條(草案)》送毛審閱,他略有修改,交鄧小平閱辦[28]:17。另一個文件毛改過兩遍,把文件名為《鄭州會議關於人民公社若干問題的決議(草案)》[28]:19。11月21日至11月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在武昌舉行,毛主持會議;會議圍繞人民公社問題和1959年國民經濟計劃安排問題,著重討論高指標和浮誇風問題[28]:24。11月21日,關於《十五年社會主義建設綱要四十條(草案)》,毛說那些數目字根據不足,放兩年再說,不可外傳,勿務虛名而受實禍,虛名也得不了,說你們中國人吹牛;「綱要四十條草案」被擱置[28]:24-25。11月23日,毛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之講話記錄:「建議跟縣委書記、公社黨委書記切實談一下,要老老實實,不要作假。本來不行,就讓人家罵,臉上無光,也不要緊。不要去爭虛榮。……上面規定的任務,他總說完成了,沒有完成就造假。現在的嚴重是,不僅下面作假,而且我們相信,從中央、省、地到縣都相信,主要是前三級相信,這就危險。如果樣樣都不相信,那就變成機會主義了。群眾確實做出了成績,為甚麼要抹煞群眾的成績,但相信作假也要犯錯誤。……破除迷信,不要把科學當迷信破除了。……資產階級法權只能破除一部分,例如三風五氣,等級過分懸殊,老爺態度,貓鼠關係,一定要破除。而且破得越徹底越好。另一部分,例如工資等級,上下級關係,國家一定的強制,還不能破除。資產階級法權有一部分在社會主義時代是有用的,必須保護,使之為社會主義服務。把它打得體無完膚,會有一天我們要陷於被動」[28]:27。11月25日,毛手稿〈一個教訓〉:「在我們對於人民生活這樣一個重大問題缺少關心,注意不足,照顧不周(這在現時幾乎普遍存在)的時候,不能專門責怪別人,同我們對於工作任務提得太重,密切有關。千鈞重擔壓下去,縣鄉幹部沒有辦法,只好硬著頭皮去幹,少幹一點就被叫做『右傾』,把人們的心思引到片面性上去了,顧了生產,忘了生活。解決辦法:(一)任務不要提得太重,不要超過群眾精力負擔的可能性,要為群眾留點餘地;(二)生產、生活同時抓,兩條腿走路,不要片面性。」[29]:451-45211月28日至12月10日,在毛主持下,中共八屆六中全會在武昌舉行[28]:29。全會通過《關於人民公社若干問題的決議(草案)》和《關於一九五九年國民經濟計劃的決議(草案)》[28]:29-30。全會還通過《同意毛澤東同志提出的關於他不做下屆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候選人的建議的決定》[28]:30。由於嚴重之浮誇風和高估產,1958年徵過頭糧,徵走相當數量之農民口糧和種子糧,致使農村人均糧食消費量下降;輕工業生產和原材料生產嚴重落後,城市副食品和日用消費品供應十分緊張,農村勞動造成極大浪費,國民經濟嚴重比例失調;中共中央和毛雖然看到一些問題,但對問題嚴重程度之估計仍遠遠不足[28]:32

1959年1月26日至2月2日,省市自治區黨委第一書記會議在中南海召開;毛在2月1日和2月2日之講話中,提出完成任務之幾個有利條件,確定1959年仍然是「鼓足幹勁,力爭上游」之一年,為會議定基調;會議各項主要指標仍然居高不下,基本維持武昌會議之指標;毛後來感到後悔,4月5日在上海召開之八屆七中全會上說:「一月二十六日的會議是我建議召開的。會前,我找了幾個中央同志談工業問題。陳雲同志表示了非常正確的意見……武漢會議(武昌召開之八屆六中全會)定的指標難於完成。我當時說,完不成拉倒。我從來就說,我們的總路線究竟正確,要觀察,有待證明。」[28]:332月22日,毛為〈中央批轉一個重要文件〉手稿批語:「趙紫陽同志給廣東省委關於解決糧食問題的信件及廣東省委的批語,極為重要,現在轉發你們。公社大隊長小隊長瞞產私分糧食一事,情況嚴重,造成人心不安,……在全國是一個普遍存在的問題,必須立即解決。……瞞產私分是公社成立後,廣大基層幹部和農民懼怕集體所有制馬上變為國有制,『拿走他們的糧食』,所造成的一種不正常的現象。……各大隊小隊仍怕公社拿走隊上的糧食,並且在秋收後已經瞞產私分了,故必須照雷南縣那樣宣布糧食和幹部兩條正確的政策,並舉行一個堅決的教育運動,才能解決問題。」[28]:34-353月2日,毛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講話:「我一月有點煩惱,二月更加煩惱,趙紫陽那封信給了我很大的幫助。」[28]:35

毛起草〈鄭州會議紀要〉:1959年2月27日,在鄭州舉行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3月5日結束,中央20人、省市區黨委第一書記27人到會,主題是人民公社問題,首先由毛講意見,然後討論幾次,結果同意毛之意見,並規定14句話作為整頓和建設人民公社之方針:「統一領導,隊為基礎;分級管理,權力下放;三級核算,各計盈虧;分配計劃,由社決定;適當積累,合理調劑;物資勞動,等價交換;按勞分配,承認差別」,起草一個關於人民公社管理體制的若干規定(草案)[27]:14-15。2月27日,毛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講話,批評一些領導幹部:「他們誤認人民公社一成立,各生產隊的生產資料、人力、產品,就都可以由公社領導機關直接支配。他們誤認社會主義為共產主義,誤認按勞分配為按需分配,誤認集體所有制為全民所有制。他們在許多地方否認價值法則,否認等價交換。因此,他們在公社範圍內,實行貧富拉平,平均分配,對生產隊的某些財產無代價地上調,銀行方面也把許多農村中的貸款一律收回。一平、二調、三收款,引起廣大農民的很大恐慌。」[28]:393月1日,毛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講話,再次強調所有制問題,等價交換、按勞分配問題,肯定瞞產私分之合理性,並且作自我批評:「現在我們是取消本位主義的帽子,反對平均主義思想、過分集中思想。這兩個東西是很冒險的,它的性質是冒險主義。」[28]:41-42又說:「瞞產私分不是本位主義,瞞產私分極其正確,那股風一來,他幸得瞞產。我的思想就不明確。主要責任中央擔,沒有說清楚這個事,以為一篇決議就可以解決了。」[28]:423月5日,毛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講話:「我現在代表五億農民和一千多萬基層幹部說話,搞『右傾機會主義』,堅持『右傾機會主義』,非貫徹不可。你們如果不一起同我『右傾』,那麼我一個人『右傾』到底,一直到開除黨籍。……六中全會決議就是缺三級管理、隊為基礎這一部分。這是個缺點,這個責任我得擔當起來。原先這個稿子說了,我本人就沒有搞清楚,有責任。」[28]:44-45會議糾正「一平、二調、三收款」之「共產風」,確定以生產隊即原來之高級農業生產合作社為基礎,在公社內部實行等價交換原則,取消一縣一社之體制等等,決策一定程度上否定原先設想之「一大二公」之大公社[28]:45-46

1959年3月10日,西藏上層集團發動大規模武裝叛亂;毛不得不分出精力,指導平定叛亂及相關之宣傳輿論工作[28]:47。叛亂分子打傷西藏軍區副司令員桑頗·才旺仁增,殺害西藏自治區籌備委員會官員堪窮·索朗降措,還拖屍示眾;3月12日,毛正在武昌,指示西藏工委:「目前策略,應是軍事上採守勢,政治上採攻勢。目的是分化上層,爭取盡可能多的人站在我們一邊,包括一部分活佛、喇嘛在內,使他們兩派決裂;教育下層,準備群眾條件。」[28]:49-503月17日,達賴喇嘛暗自離開拉薩逃往印度,叛亂分子更加有恃無恐,直到3月20日凌晨向駐藏部隊武裝進攻;3月28日,國務院發佈命令,宣布解散西藏地方政府,解散藏軍;4月15日,毛在最高國務會議上講話:「中國共產黨並沒有關死門,說達賴是被挾持走的,又發表了他的三封信。……我們希望達賴回來,還建議這次選舉不僅選班禪,而且要選達賴。他是個年輕人,現在還只有二十五歲。假如他活到八十五歲,從現在算起還有六十年,那個時候二十一世紀了,世界會怎麼樣呀?要變的。那個時候,我相信他會回來的。他五十九年不回來,第六十年他有可能回來。那時候世界都變了。這裡是他的父母之邦,生於斯,長於斯,現在到外國,仰人鼻息,幾根槍都繳了。我們採取這個態度比較主動,不做絕了。」[28]:50-52還說:「他如果是想回來,明天回來都可以,但是他得進行改革,得平息叛亂,就是要完全站在我們這方面來。看來,他事實上一下子也很難。」[27]:44-45

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於1959年3月25日至4月1日在上海召開;3月25日,毛就人民公社問題講話,提出12條問題要大家討論[28]:57。3月30日,毛對陶魯笳關於山西省各縣五級幹部會議情況報告批註手稿:「對群眾不能解怨氣。對幹部,他們將被我們毁壞掉。有百害而無一利。……不要『善財難捨』。須知這是劫財,不是善財。無償佔有別人勞動是不許可的。」[27]:34會議文件實際上是反映毛和中共其他領導人在認識上之局限性,還表現在:一是農業生產繼續搞高指標,維持八屆六中全會之決定;二是仍然保留公共食堂和供給制,脫離實際、群眾,嚴重影響生產積極性、束縛生產力發展;三是整個政策調整,還是放在將來要向公社為基本核算單位之集體所有制過渡之基礎上[28]:59

中共八屆七中全會4月2日至4月5日召開,決定降低鋼產指標;繼續維持原來六中全會公佈之糧、棉、鋼、煤四大指標,主要顧慮是怕泄氣,怕政治影響不好[28]:60。4月5日,毛以「工作方法」為題發表講話,共談十幾個問題:多謀善斷;留有餘地;波浪式的前進;依照形勢改變計劃;善於觀察形勢;當機立斷;與人通氣;解除封鎖;一個人有時勝過多數人,因為真理在他手裡,不在多數人手裡;凡是看不懂的文件,禁止拿出來;權力集中在政治局常委和書記處,我為正帥,鄧小平為副帥;找幾位通訊員,等等[28]:61。當天毛來到杭州,4月12日回北京[28]:63。4月15日,毛主持召開最高國務會議第十六次會議,最後一次以國家主席身份主持最高國務會議:「為甚麼國家主席候選人是劉少奇同志,而不是朱德同志?朱德同志是很有威望的,劉少奇同志也是很有威望的。為甚麼是這個,不是那個?因為我們共產黨主持工作,我算一個,但是我是不管日常事務的。有時候管一點,有時候不管。經常管的是誰呢?是少奇同志。我一離開北京,都是他代理我的工作。這已經是多年了。在延安開始就是如此,現在到北京已經又十年了。在延安,比如我到重慶去,代理我的工作就是少奇同志。以他擔任主席比較適合。同時,朱德同志極力推薦少奇同志。我說,你們對調一下,把少奇同志過去的工作(委員長)請你做,他很高興。在上海會議,在七中全會,就決定這樣做」;4月18日至4月28日,北京舉行二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根據憲法之規定選舉國家領導人,選舉劉少奇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28]:64。6月20日,劉少奇在中南海西樓主持召開中央政治局會議,專門討論報刊宣傳問題;會後毛在住處聽取彙報,毛說:我們不能務虛名而得實禍;現在宣傳上要轉,非轉不可[28]:72。6月26日,毛在韶山對隨同之公安部部長羅瑞卿說:「我們共產黨人是徹底的唯物主義者,不迷信甚麼鬼神。但生我者父母,教我者黨、同志、老師、朋友也,還得承認。」;毛來到毛震公祠,已經沒有祖宗牌位,還是堅持要進去行三鞠躬禮,邊走邊自言自語地講:菩薩是迷信,但烈士墓和祖宗牌子是個紀念[28]:77

庐山会议

1959年6月29日,毛提出廬山會議準備討論之題目時講話:「『有豐富的經驗』,說得很巧妙,實際上是:有偉大的成績,有不少的問題,前途是光明的。……去年人們的熱情是寶貴的,只是工作中有些盲目性。……總之,要量力而行,留有餘地,讓下面超過。人的腦子是逐漸變實際的,主觀主義減少了。去年做了一件蠢事,就是要把好幾年的指標在一年內達到,像糧食的指標一萬零五百斤,恐怕要到一九六四年才能達到。……」[27]:75-82從7月2日起,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正式開始[28]:87。7月10日,毛召集會議並作長篇講話:「斯大林說,破壞了規律才能認識規律。這句話對,但不全面。我們要從勝利和失敗兩方面來認識規律。和戰爭一樣,打敗仗可以認識規律,打勝仗也能認識規律,不能說只有打敗仗才能認識規律。要從成績和錯誤、缺點兩方面來認識。我們為甚麼搞一套兩條腿走路的方針?這是鑒於斯大林走的彎路。農業長期短腿,大中小結合、地方和中央結合等這樣的問題,蘇聯幾十年沒有解決。我們還算抓得快,改得快吧。……從具體事實來說,確實有些得不償失的事。但是總的來說,不能說得不償失。取得經驗是要付學費的。全國大辦鋼鐵,賠了二十多億,全黨全民學了煉鋼鐵,算是出了學費。煉鋼鐵的小土群轉化為小洋群,否定了小土群,但小洋群不要否定,要注意縮短提高質量的過程。」[28]:91-957月14日,彭德懷寫信給毛:「現時我們在建設工作中所面臨的突出矛盾,是由於比例失調而引起各方面的緊張。就其性質看,這種情況的發展已影響到工農之間,城市各階層之間和農民各階層之間的關係,因此也是具有政治性的。……糾正這些『左』的現象,一般要比反掉右傾保守思想還要困難些,這是我們黨的歷史經驗所證明了的。」[28]:98-1017月23日,毛在廬山會議上講話,會議主題從糾「左」轉到反右:「為甚麼不讓人家講呢?神州不會陸沉,天不會掉下來。因為我們做了些好事,腰桿子硬。……小資產階級狂熱性,有一點,並不那麼多。我同意同志們的意見。……」[28]:103-1087月26日,毛手稿〈對於一封信的評論〉:「反右必出『左』,反『左』必出右,這是必然性。時然而言,現在是講這一點的時候了。」[28]:1107月31日、8月1日開兩次政治局常委會,林彪說彭德懷是「野心家,陰謀家,偽君子」[28]:114。毛說,彭德懷他們是要瓦解黨,是有計劃、有組織、有準備,從右面向正確路線進攻;又說:彭德懷出身勞動人民,感情站在革命方面,對群眾有感情;問題是經驗主義[28]:114。8月2日,八屆八中全會在廬山開始舉行,毛講話:「高指標成了一種負擔。一改下來,我們擔子就輕了。這是自己立起一個菩薩,然後向它拜。我們現在破除迷信,把菩薩打爛,重新立一個合乎實際的指標。……我們的路線究竟對不對?現在有一些同志發生懷疑。去年八大二次會議所定的這條路線發生了問題。……他們要攻擊這個總路線,想要破壞這個總路線。……他們感覺到需要有一種空氣,需要有一種民主,並且認為過去就是不民主,許多問題沒有徹底討論。因此我們感覺政治局擴大會議不夠了,這個民主還小了,現在就請同志們,大家來開中央全會,這個民主大一些。……現在有一種分裂的傾向。……那麼,對於犯錯誤的同志怎麼辦呢?從團結的願望出發,經過批評或者鬥爭,在新的基礎上達到團結的目的,懲前毖後,治病救人。只有這種方法。……現在廬山會議不是反『左』的問題,而是反右的問題了。」[28]:115-117。會前,毛寫信給張聞天:「怎麼搞的,你陷入那個軍事俱樂部去了。……願借你同志之箸,為你同志籌之。兩個字,曰:『痛改』。」[28]:1188月16日,毛在八屆八中全會閉幕會上講話:「人總是要有一條出路,不要逼得人家沒有出路。希望同志們回去傳達的時候,無論是中央各部門的同志,還是地方的同志,都注意這一點,不要抹殺他們的好處的一面。」[28]:125-127彭德懷作為一名老共產黨員,給毛寫信,本著對黨、對人民負責之精神和實事求是之原則,如實指出「大躍進」中之一些偏差和錯誤,反映廣大黨員和群眾之意見和要求,不論從信內容還是組織原則,都是正確;但是,由於毛之「左」指導思想沒有從根本上得到改變,糾「左」糾到一定程度,即超越他何能允許之範圍時,就會不可避免提出反右之問題;彭德懷為中國革命做出重大貢獻,同任何一個無產階級革命家難免有缺點和錯誤,問題早已解決;因發生意見分歧而算歷史舊賬,無助於弄清是非,必然傷害同志;1957年反右派鬥爭擴大化,導致改變中共八大關於當前中國社會主要矛盾之正確判斷,而把階級鬥爭作為主要矛盾,成為毛失足之地方;廬山會議把階級鬥爭直接延伸到共產黨內,使階級鬥爭進一步擴大化,成為毛又一個失足之地方[28]:128-129。毛於8月27日回到北京[28]:130

1960年1月7日至1月17日,毛在上海召開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確定1960年鋼產量為1,849萬噸,糧食產量為6,000億斤;會議是在繼續「大躍進」之濃厚氣氛中召開,估計形勢和確定指標都不切實際[28]:163-165。3月24日至3月25日,毛在天津召開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反對一平二調,反對颳「共產風」等;糾「左」工作中後退,要求城鄉食堂普遍化,要求城市人民公社普遍化等;提出在工業中試辦托拉斯[28]:175-181。4月,當時河南信陽地區,已開始出現大量非正常死亡;但是毛卻並不知道,連分管農業之中央書記處書記譚震林也了解不到真實情況[28]:182-183。從1958年冬天起,浮誇風在廬山會議後重新颳起來[28]:183。顯然不是因為搞基本建設和抗旱多用糧食造成大量出現浮腫病和非正常死亡,主因還是「五風」氾濫,徵購過頭糧[28]:186。1950年代至1960年代,毛根據國際形勢,實行國際戰略,聯合世界上一切可以聯合的力量,反對美帝國主義政策[28]:191

1960年6月8日至6月18日,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在上海召開,主要討論第二個五年計劃後三年之補充計劃;工業規模擴大過快,大量農村勞動力流入城市,農村和城市缺糧狀況日趨嚴重;問題是積纍起來,最初被假象掩蓋,一旦發現大面積問題,事情已很難辦;沒有棉花供應,4月上海紗廠停工;毛提出要轉入主動,改變被動局面,決心降低計劃指標[28]:193。7月5日至8月10日,北戴河工作會議剛進入討論國內經濟問題;蘇聯政府7月16日照會中國政府,決定召回在中國工作之蘇聯專家,而且不等中國答覆,在7月25日就通知說,在中國工作之全部蘇聯專家都將在7月28日到9月1日期間全部撤走[28]:199-200。當時蘇聯專家共1,300多名,分佈在200多個經濟、國防、文教、科研企業和部門;專家全部撤走,使中國設計和科研項目中途停頓,建設項目停工,試驗生產不能按期投產,對中國經濟困境雪上加霜[28]:200-201。7月31日,在毛主持下,周恩來就蘇聯撤走專家和外資問題向會議作報告[28]:201。會議決定,堅決縮短基本建設戰線,集中力量保證重點產品、重點企業和基本建設項目;認真清理勞動力,充實農業戰線,首先是糧食生產戰線;會議還有一項重要決定,就是成立中央局[28]:203。進入10月以後,越來越多嚴重情況反映給毛,如一些農村餓死人等;問題使毛吃驚,毛之心思和注意力更多轉回到國內[28]:210八十一黨代表會議勝利結束,中蘇兩黨關係改善,也使毛能集中精力抓國內問題;從10月開始,毛開始吃素不吃肉;毛對護士長說:「國家有困難了,我應該以身作則,帶頭節約,跟老百姓共同渡過難關,不要給肉吃,省下來換外匯。吃素不要緊。」[28]:2103月,毛曾為中央寫過指示,提出要堅決制止一平二調之「共產風」,口氣很嚴厲;到10月,「共產風」和其他幾股歪風,對農村生產關係和農村生產力,對農村經濟和人民正常生活造成之極大破壞和嚴重後果,大量暴露出來;加上嚴重自然災害,1960年之糧食產量下降到2,870億斤,比1957年減少26%以上[28]:211。11月3日,毛對中共中央關於人民公社當前政策之緊急指示信稿之修改:「以生產隊為基礎的三級所有制……在一九六七年我國第三個五年計劃最後完成的一年以前,堅決不變……在現階段,在很長時的時期內,至少在今後二十年內,人民公社分配原則還是按勞分配」[28]:212-213。毛看到反映農村嚴重情況之報告越來越多,包括信陽事件之報告,對毛震動極大;「五風」造成之損失慘重;糧食嚴重減產,農村中餓死逃荒死現象大量出現;特別是有些地方幹部蛻化變質,違法亂紀,摧殘人命,無法無天,使人感到,這種地方已經不是共產黨領導之天下;這個問題給毛留下很深印象,成為毛以後發動「四清」運動之重要起因[28]:214。11月15日,毛為中共中央起草給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區黨委之指示:「必須在幾個月內下決心徹底糾正十分錯誤的共產風、浮誇風、命令風、幹部特殊風和對生產瞎指揮風,而以糾正共產風為重點,帶動其餘四項歪風的糾正。……一定要走群眾路線,充分發動群眾自己起來糾正幹部的五風不正,反對恩賜觀點。」[27]:220-22111月28日,毛為中共中央起草之轉發甘肅省委關貫徹中央緊急指示信之第四次報告之批語:「毛澤東同志對這個報告看了兩遍,他說還想看一遍,以便從其中吸取教訓和經驗。他自己說,他是同一切願意改正錯誤的同志同命運、共呼吸的。他說,他自己也曾犯了錯誤,一定要改正。」[27]:222-223

大興調查研究之風

1960年12月24日至1961年1月13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開工作會議[28]:218。當時鋼鐵及整個工業之困難還沒有充分暴露;毛等人對工業之困難形勢完全估計不足;在鋼、鐵等工業產品產量問題上,他們基本上還沒有跳出高指標[28]:225。1月9日,毛向會議印發胡喬木起草之黨政幹部「三大紀律,八項注意」草案,要各組討論:「三大紀律」:(一)有事同群眾商量,永遠同群眾共甘苦;(二)重要問題事前請示,事後報告;(三)自己有錯誤要檢討糾正,別人做壞事要批評揭發[28]:226。毛修改為:(一)一切從實際出發;(二)提高政治水平(經過會議討論,修改為「正確執行黨的政策」);(三)實行民主集中制[28]:226

1961年1月26日,毛聽取劉子厚彙報時插話:「今年這一年要大興調查研究之風,沒有調查研究是相當危險的。」[28]:232包括負責農村工作之中共領導人在內,沒有像毛重視生產小隊(相當原來初級社)之地位和權力[28]:239。有人民公社兩年多,反覆實踐,又深入細緻調查研究,可以說,毛已認識到,集體經濟並非越大越好、越有利於解放生產力;相反,規模太大,隨之而來就是平均主義,只能破壞農民生產積極性,嚴重影響和束縛生產力之發展[28]:240。2月25日,毛同陶鑄等談話簡要:「如果社、隊劃小以後,大隊與大隊之間的平均主義解決了,現在還存在兩種平均主義沒有解決,一個是小隊與小隊之間的平均主義,一個是個人與個人之間的平均主義。」[28]:2433月5日,毛在廣東省委三號樓,主持召開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著重談人民公社體制問題:「在廬山會議之前,我們對情況的了解還是比較清楚的,但在廬山會議之後就不大清楚了。因為廬山會議之後一反右,有人講真實話,講困難,講存在的問題,講客觀實際情況等等,都被認為是右的東西。結果造成一種空氣,不敢講真實情況了。相反就產生了另外一種情緒,不講實際了,例如河南本來糧食產量只有二百四十億斤,他們說有四百多億斤,這都是反右反出來的。……廬山會議是要反右的,但是接著就在群眾中反右,這就壞了。……這個教訓值得我們吸取,這件事也教育了我們,反『左』中間插了一個反右,在群眾中間一反,結果就反出一個浮誇風。廬山會議反右這股風把我們原來的反『左』割斷了。」[28]:244-245最後毛再次強調,公社規模要劃小:「這個原則是肯定了的,今年不劃小,明年得劃小,明年不劃小,後年一定得劃小,橫直是要劃小就是了」;這是毛之性格,凡是他認定之事情,非堅持到底不可,誰都難以改變[28]:247。根據毛意見,3月11日起,劉少奇主持三北(東北、華北、西北)會議在北京召開,毛主持三南(中南、西南、華東)會議在廣州召開[28]:249。參加三北會議人員,3月14日分乘兩架專機,抵達廣州,當晚毛在廣東省委小島餐廳,召開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毛講話:「窮富隊拉平的問題,現在已經證明,對富隊不好,對窮隊也不好。必須對生產大隊下面的生產小隊,區別對待。小隊裡頭人與人之間的平均主義,也就是勞動力多的與勞動力少的社員戶之間的矛盾。」[28]:252從3月15日開始,兩會合一,重新編組[28]:253。3月19日,毛同陳伯達等談話:「廬山會議本應繼續解決鄭州會議沒有解決的問題,中間來了一個插曲,反右,其實應該反『左』。……餓死人,到一九六〇年夏天才反映到中央。」[28]:2553月22日,會議通過《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草案)》,共60個條文,故稱「六十條」[28]:255。3月23日,廣州中央工作會議閉幕,毛再次講話,主題仍是調查研究[28]:256。由於社、隊規劃小,又加大生產小隊之權力,原來人民公社「大」字已被基本否定;毛又說所謂「公」只是表現在積纍上,而且兩三年內又不能搞積纍,「公」字事實上也發生很變化;毛沒有否定人民公社制度,但內容同公社化運動時大力宣傳之「一大二公」是大大不同[28]:262

1961年5月21日至6月12日,北京中央工作會議召開;形成《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修正草案)》,取消供給制,實際上取消公共食堂制度[28]:270-271。會議結束時,毛於6月12日發表講話:「兩次鄭州會議開得倉促。我那時對中國社會主義如何搞還不甚懂。……如果要把問題搞清楚,一天兩天是不行的。時間短了,只能是壓服,而不是說服。那時許多同志找我談的,我打你通,你不通。一兩天,怎麼能打通呢?……搞下去就整出了許多『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現在看是犯了錯誤,把好人、講老實話的人整成了『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甚至整成了『反革命分子』。……還有一個,凡是冤枉的人都是平反。」[27]:273-277第二次廬山會議,從8月23日開到9月16日[28]:276。8月23日,毛在中央常委和大區負責人會議上講話:「我們有把握的、有成套經驗的還是民主革命。……講到社會主義革命,則不甚了了。……這個問題究竟如何?你們說有了一套了,我還不大相信。不要迷信廣州會議、北京會議搞了一套,認為徹底解決問題了。我看還要碰三年,還要碰大釘子。會不會亡國(蔣介石來,打世界大戰)?不會。會不會遭許多挫折和失敗?一定會。現在遭了挫折和失敗,碰了釘子,但還碰得不夠,還要碰。……搞社會主義我們沒有一套,沒有把握。比如工業,我就不甚了了。計劃工作怎麼搞,現在總搞不好。」[28]:2779月23日,毛在武昌與蒙哥馬利談話:「對我們來說,前途一直是明朗的,至於道路,那是人走出來的。小路是人走出來的,大路也是人開闢出來的。逐步取得經驗,逐步看到光明。……我們第一靠國民黨留下來的工程師、知識分子、技術工人,第二靠蘇聯幫助。我們講蘇聯幫助,指的是新建的工廠,上海就沒有靠蘇聯,蘇聯專家沒有去過,全部靠國民黨留下來的人,辦學校也要靠國民黨留下來的人,我們自己沒有大學教授。我們連唱戲也不會,要靠國民黨留下來的人。這批人對我們來說是寶貝。……我主要考慮的有哪些問題?首先是國內問題,其次才是國際問題。」[28]:279-2819月24日,毛與蒙哥馬利第二次談話:「我對核武器不感興趣。這個東西是不會用的,越造得多,核戰爭就越打不起來。要打還是用常規武器打。」[28]:281-282受中央委託,田家英為中央起草《關於改變農村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單位問題的指示》,主張基本核算單位大體相當於初級社之規模,就全國大多數地區來說,以二三十戶為宜,12月12日寫出初稿;毛決定提交即將召開之中央工作會議討論決定,後經七千人大會討論通過後,於1962年2月13日發出[28]:289。實際上也是對原先設想之那種帶有空想色彩之「一大二公」之人民公社制度在相當程度上之否定[28]:290

七千人大會

1961年底,中共中央正在召開工作會議,為七千人大會做準備,總結建國以來主要是1958年以來之經驗[30]:24。11月12日晚,毛在聽取中央局第一書記會議之情況彙報時說:全國人大決定不開了,召集縣委書記來開個會[28]:291。11月16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召開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的通知》:1958年以來,在中央和地方之工作中間,發生缺點和錯誤,並且產生不正確觀點和作風,妨礙著克服困難,必須召開一次較大規模之會議來統一思想認識[28]:291

1961年12月20日至1962年1月10日,中央工作會議在北京召開,為七千人大會做充分準備[28]:294。1961年12月20日,毛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中央局第一書記會議上講話:「對於過去走彎路的看法,應該首先由中央負責,然後是省委,然後才是地委、縣委。我到下邊一看,省委說錯誤主要由他們負責,也說到中央,但總是說中央總是正確的英明領導,這不符合事實嘛。這就不能真正得到經驗教訓。這幾年的高指標、高估產、高徵購、高分配和幾個大辦,大辦水利、大辦交通、大辦豬場等,都是中央的。雖然材料是由你們來的,但是誰叫你相信呢?誰叫你購買呢?我們頭腦這個加工廠,沒有了解實情。四高,幾個大辦,供給制,食堂,這些都是錯誤的,做了有損於人民利益的事,為人民服了不好的務。服務服得不好,這是一方面。還要看到,有了這些錯誤,這是我們的寶貴財產。人的認識總有個過程的。問題是認識得慢了一點,時間長了一點。」[28]:295-297

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中國共產黨成立以來舉行規模最大之中央工作會議在北京召開,出席會議之負責幹部共七千多人,習慣稱為「七千人大會」[28]:291。1月27日,舉行全體大會,毛主持,劉少奇作口頭報告:國際形勢、國內形勢、集中統一問題、黨的作風問題[28]:302。劉少奇在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上說,在湖南問農民困難是甚麼原因,他們說是「三分天災、七分人禍」,並稱不能到處把缺點錯誤和成績,比之於毛經常講一個指頭和九個指頭之關係[28]:302-303

1月29日,繼續開全體大會,毛主持,林彪講話,帶有濃厚個人崇拜色彩:「我深深感覺到,我們的工作搞得好一些的時候,是毛主席的思想能夠順利貫徹的時候,毛主席的思想不受干擾的時候。如2果毛主席的意見受不到尊重,或者受到很大的干擾的時候,事情就要出毛病。」[28]:303-304毛說:「我相信能解決上下通氣的問題。有一個省的辦法是,白天出氣,晚上看戲,兩乾一稀,大家滿意。(全場活躍,鼓掌)我建議讓人家出氣。不出氣,統一不起來。沒有民主,就不可能有集中。因為氣都沒有出嘛,積極性怎麼調動起來?……不管是正確之氣、錯誤之氣,不掛賬,不打擊,不報復。你駡了我,我整你一下,這是不許可的。要建立民主集中制。講了幾十年馬克思主義,我們黨內生活的民主集中制沒有很好建立起來,民主集中制的思想在有些同志腦筯裡沒有產生,沒有民主。」[28]:305-306

1月30日,毛在全體大會上講話:「沒有民主,不可能有正確的集中,因為大家意見分歧,沒有統一的認識,集中制就建立不起來。……我們的集中制,是建立在民主基礎上的集中制。」[27]:289-3042月7日(大年初三),七千人大會最後一天,周恩來講國民經濟存在困難和克服之辦法等問題;在通過劉少奇書面報告之決議後,由毛宣佈大會閉幕[28]:312

七千人大會,有些批評指名道姓,包括對毛之指名批評;在全體會上,毛、周恩來、鄧小平作自我批評,深深感動全體與會者;通過會議,大家精神振奮,團結一致,積極投入到恢復和發展生產、克服經濟困難之鬥爭;七千人大會也有缺點和歷史局限:會議仍然肯定「三面紅旗」完全正確,沒有也不可能從根本上改變「左」之指導思想,而且還留下後來黨內鬥爭之陰影;民主集中制問題,後來也沒有能夠真正貫徹實行,相反卻逐步背離此基本原則[28]:312-313

不久,劉少奇發現1961年實際上存在著30多億之財政赤字,如不採取措施,1962人之財政有出現更大赤字之危險;2月21日至2月23日,劉少奇在中南海西樓會議室主持召開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後稱西樓會議);應劉少奇要求,陳雲在2月23日之會議上講話,分析目前財政經濟方面之困難,同時提出六條克服困難之意見:①把十年經濟規劃分為兩個階段,前一階段是恢復階段,後一階段是發展階段;②減少城市人口,精兵簡政;③採取一切辦法制止通貨膨脹;④盡力保證城市人民的最低生活需要;⑤把一切可能的力量用於農業增產;⑥計劃機關的主要注意力,應該從工業、交通方面,轉移到農業增產和制止通貨膨脹方面來[28]:313。西樓會議是七千人大會之繼續[28]:314

5月19日,周恩來為中共中央主持起草批發《中共中央轉發中央財經小組〈關於討論一九六二年調整計劃的報告〉的指示》,連同中央財經小組之報告一起,請李富春閱後立即送毛審批:「如主席一時無暇看,最好先閱指示,由閱後將報告大意說給主席聽聽,看這個文件可否照中央指示發下。報告第一部分,主席在京時已看過。在五一節政治局常委會上,主席說同意這個方針。這次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就是按這個方針開的。主席如有暇,希望能約富春同志(他現在上海)去杭州當面報告一次。這兩個文件,主席如同意發,請告田或林以電話告尚昆辦。」[28]:324

中蘇、中印邊境、台灣

從1962年初開始,新疆伊寧、霍城、塔城、裕民等地,出現居民越境前往蘇聯,越境居民纍計達到6萬餘人;有確鑿證據表明,蘇聯駐烏魯木齊總領事館和駐伊寧領事館等機構捲入事件,蘇聯邊防部隊還為中國居民越境提供便利[28]:326-327。4月27日,毛批示周:「賽福鼎是否以回去工作為宜,請酌定。」[28]:327根據毛意見,4月30日周同賽福鼎談話,就如何處理這一事件做明確指示;隨後賽福鼎緊急趕赴新疆,協助中央處理事件[28]:327。邊民越境外流事件發生後,中國方面查封參與事件之伊犁、塔城地區之蘇聯「僑民協會」;蘇聯方面關閉蘇聯駐烏魯木齊總領事館和駐伊寧領事館;事件迅速平息[28]:327。北戴河會議期間,8月3日,毛同中共西北地方負責人談話摘要:新疆的主要危險來自蘇聯現代修正主義,新疆鬥爭的主要方面是蘇聯現代修正主義[28]:327

1962初起,印度當局在中印邊境加緊推行「前進政策」,向中國境內縱深進逼;到7月,印度在中印邊境西段中國境內加緊增設據點;印軍有些據點乾脆設在中國邊防哨防之間甚至側後,衝突一觸即發[28]:328。毛和中共中央判斷中印邊界將是一個犬牙交錯、長期武裝共處之局面,要使外交鬥爭同軍事鬥爭相配合,軍事鬥爭服從外交鬥爭[28]:328。2月26日、3月22日,中國政府兩次照會印度政府,指出印度政府改變中印邊界是危險,「就中國方面來說,談判之門總是開著的」,希望印度政府和平解決邊界問題[28]:328。到6月,印軍在中印邊界西段繼續增兵,並擴大蠶食範圍;7月5日,印度軍隊侵入加勒萬河谷地區;7月8日,中國外交部向印度政府提出強烈抗議[28]:329。毛之意見是:印度在我境內設點,我們完全有理由打,但是現在還要克制,不能急於打;一要進一步揭露尼赫魯之真面目;二要爭取國際上正確認識中印邊境鬥爭之是非問題;有些國家想利用我們國內存在暫時困難之機會,推我們上陣,整我們一下,但我們不上他們的圈套;我們現在堅持不打第一槍;我們方針是「決不退讓,避免流血」;毛又補充:「武裝共處,犬牙交錯。」[28]:329-330

10月17日,印軍在中印邊境東段和西段同時向中方猛烈炮擊[28]:365。同日毛主持召集會議,決定中印邊境自衛反擊戰;當日中央軍委下達《殲𣸵入侵印軍的作戰命令》[28]:365。10月20日晨,中國邊防軍在中印邊境東、西兩段開始自衛還擊;10月20日至10月29日,自衛反擊戰第一階段東段收復克節朗河以南、達旺河以北、不丹以東之全部領土;西段清除加勒萬河谷和新疆阿克賽欽地區部分入侵印軍[28]:366。10月24日,中國政府發表聲明,建議雙方確認中印邊界問題必須通過談判和平解決;當天印度政府發表聲明,拒絕中方建議[28]:366。11月14日至11月16日,印度又一次猛烈進攻中國軍隊;中國邊防軍自衛反擊戰第二階段從11月16日至11月21日,東段推進到「麥克馬洪線」以南之傳統習慣線附近;西段清除入侵阿克賽欽地區之全部印軍據點[28]:366。11月19日,毛從當天《參考資料》上看到,印度總理和總統在11月18日講話中都說希望通過和平談判解決中印邊界衝突;毛當即在《參考資料》第五四〇六期上批示:「突然大談和平解決。送總理閱。請外交部研究一下,印度領導人過去幾天,是否有過十八日這種論調。」[28]:367毛抓住契機,作出大膽決策:中國邊防部隊在自衛反擊戰取得勝利下,主動全線停火並後撤;11月20日,毛和劉少奇、周等研究決定,先走一步,主動採取積極之步驟,扭轉中印邊境之緊張[28]:367

4月間,中央軍委注意到蔣介石有跡象派軍犯境;5月中旬,毛提出要加強備戰[28]:330。6月8日,毛在杭州約見楊成武許世友等,楊、許向毛彙報蔣最近可能在東南沿海軍事冒險之動向,並談6月6日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之討論情況[28]:330-331。6月11日,毛在新華社《關於蔣軍準備竄犯我沿海地區》電訊稿中加寫手稿:「蔣匪軍多數人是被迫來送命的,但也有一部分反革命死黨是想到大陸來拚命的,或者是為了到大陸沿海地區進行搶劫,想發橫財的。因為台灣人少,兵員不足,匪幫頭子們則想到大陸沿海各地抓一批青壯年補充部隊。」[28]:3316月24日,《人民日報》以《全國軍民要提高警惕準備粉碎蔣匪幫軍事冒險》為題,發表毛審閱定稿之新華社電稿,揭露蔣「反攻大陸」,立即引起國際輿論關注,美國人連忙向蔣施加壓力,勸阻蔣放棄「反攻大陸」計劃[28]:331-332。6月27日,美國總統肯尼迪就台灣海峽局勢聲明,不支持蔣進攻中國大陸[28]:332

到八屆十中全會

1962年7月8日,毛在住處召開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陳伯達、田家英等參加之會議;會上,毛介紹河南、山東之夏收情況,說形勢並不那麼壞,建議劉少奇等找河南、山東、江西之同志談談,了解一下農村形勢;毛表明反對包產到戶,批評田家英回到北京不修改「六十條」,卻熱心搞甚麼包產到戶、分田單幹;毛指定陳伯達為中央起草關於鞏固人民公社集體經濟、發展農業生產之決定[28]:337

從7月25日至8月24日,北戴河中央工作會議召開[28]:339。8月24日下午,毛主持中央工作會議全體會議,陳毅作關於國際問題之報告,當晚毛乘專列回到北京[28]:354。北戴河中央工作會議從思想、理論、政策準備中共八屆十中全會[28]:354

9月24日至9月27日,中共八屆十中全會正式召開,會議開法基本上是大會發言[28]:354。9月24日,毛在中共八屆十中全會全體會議上講話:「國際形勢是很好的,國內形勢過去幾年是不好的。一九五九年、一九六〇年,這兩年是低潮,因為我們辦錯了許多事,主要是高徵購、瞎指揮這兩件大錯誤。各種的瞎指揮,農業的瞎指揮,工業的瞎指揮,幾個大辦。一九六〇年下半年,我們就開始改變了。在一九五八年十月第一次鄭州會議就開始講這個問題了,就看出這個問題了。然後就開了武昌會議、第二次鄭州會議和上海會議。……我現在再講一點,關於我們怎麼對待國內和黨內的修正主義的問題。我說,還是照我們歷來的方針不要改變,即:不管犯了甚麼錯誤的同志,只要認真改變,我們就歡迎。還是一九四二年到一九四五年整風運動的那個路線,懲前毖後,治病救人,團結-批評-團結。……我們是允許犯錯誤,允許改正錯誤,一看二幫嘛。」[28]:355-358毛9月24日講話加以整理,並經毛修改審定:「八屆十中全會指出,在無產階級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的整個歷史時期,在由資本主義過渡到共產主義的整個歷史時期(這個時期需要幾十年,甚至更多的時間)存在著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的階級鬥爭,存在著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這兩條道路的鬥爭。」[31]:653-654從此,「反修防修」作為一個基本戰略,成為當時全黨重要指導思想;以後一系列重大事件,從中蘇論戰、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直至演變成為「文化大革命」十年內亂,正是思路之延伸和發展[28]:364。毛肯定從發達資本主義國家進口先進技術,恢復和發展國民經濟;從1960年代起,中國從資本主義發達國家進口大量成套設備;1963年6月,經毛批准,中國同日本簽訂第一個採用延期付款方式進口維尼綸成套設備之合同;隨後,又從英、法、德、瑞典、意、瑞士、荷、比、奧等國進口石油、化工、冶金、礦山、電子和精密機械等84項成套設備和技術[32]:31

社會主義教育運動

中共八屆十中全會重提階級鬥爭以後,毛澤東從「反修防修」之戰略出發,決定在全國城鄉發動一場普遍之社会主义教育运动[30]:9。1962年冬和1963年初,毛在杭州、南昌、長沙、武漢、鄭州、邯鄲等地,分別找來一些省委負責人談話,只有湖南省委書記王延春、河北省委書記劉子厚向他彙報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之情況[30]:10。毛感到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之問題並沒有引起各地負責人之高度重視,感到不滿,決定在1963年2月召開之中央工作會議上專門講一下[30]:10

中央工作會議於2月11日至28日在北京召開,會議決定,在全國範圍內開展增產節約和「五反」運動,制定《中共中央關於厲行增產節約和反對貪污、反對投機倒把、反對分散主義、反對官僚主義運動的指示》[30]:10。會議後,各地紛紛把農村社教運動當做一件大事來做,並且初步總結經驗,上報中央,毛對這些經驗報告極為重視,選其重要者,及時批轉各地,催促參照實行[30]:12

四清運動

1963年4月間,毛又先後收到幾個報告,主要有4月4日保定地委關於「四清」工作向河北省委之報告,這個報告第一次提出「四清」問題,即「清理賬目、清理倉庫、清理分工、清理財務」[30]:12-13。毛到上海,4月25日在同周恩來、鄧小平等討論對蘇共中央3月30日來信之覆信稿時,特地提請他們注意報告,但當時大家心思都不在這裡,沒有怎麼討論[30]:13。毛覺得重要問題沒有引起注意,實在有必要強調,便找彭真來幫助起草轉發報告批語[30]:13。毛指定彭真(後加陳伯達)具體主持決定之起草工作,決定後來定名為《中共中央關於目前農村工作中若干問題的決定(草案)》[30]:14。從5月2日至5月12日,毛在杭州召開會議,主要討論和修改決定草案稿,參加會議有彭真、陳伯達、各中央局第一書記,團中央第一書記胡耀邦和浙江省委第一書記江華也參加會議[30]:14。毛特別看重幹部要和群眾一道參加勞動,同群眾打成一片,不能浮在上面、做官當老爺,但就總體而言,是建立在對階級鬥爭形勢之過分估計上,因而對幹部思想,及對實際工作之指導,都產生「左」之影響[30]:21。5月10日和5月11日,毛集中兩天時間修改《中共中央關於目前農村工作中若干問題的決定(草案)》,先後修改四稿,決定草案共10個問題[30]:21。5月18日,在周恩來主持下,中央政治局舉行會議,通過《中共中央關於目前農村工作中若干問題的決定(草案)》,決定草案在5月20日正式下發,成為全國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之指導文件[30]:27。到9月,中央機關之「五反」運動基本結束[30]:27。9月6日至9月27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開工作會議,議程之一就是討論《關於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的一些具體政策問題》[30]:28。12月,毛作出批示之後,各工業部門從機關到企業紛紛設立政治部,迅速擴大到所有機關和企事業單位,後來在「文化大革命」中得到很大加強;事實證明,在國家機關和企事業單位普遍設立政治部,不能說是一個成功經驗[30]:33-34

1964年3月27日,毛離開北京南下視察工作,繼續了解農村社教,對運動中提出之問題做調查研究[30]:38。中央工作會議,5月15日至6月17日在北京召開,主要議題是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第三個五年計劃之初步設想、三線建設問題等[30]:44。5月27日,毛主持召開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專門研究第三線建設問題,他提出兩個「注意不夠」,一個是對第三線建設,一個是對基礎工業[30]:60。8月29日至9月1日,中央局第一書記會議召開,會議同意劉少奇關於社教運動部署之意見,並通過劉少奇起草之轉發批示[30]:55。12月15至12月28日,中央政治局舉行中央工作會議,集中討論城鄉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之一些問題,毛與劉少奇在農村社教運動問題上之分歧公開化[30]:64。12月20日下午,召開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毛同劉少奇發生當面意見衝突,毛稱:「地富反壞是後台老闆,四不清幹部是當權派」[30]:66、「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30]:6812月26日,毛在人民大會堂過生日[30]:70,「陸續批評社教運動中的一些錯誤認識和提法,說甚麼四清四不清,黨內外矛盾交叉?這是非馬克思主義的;指責中央有的機關搞『獨立王國』;還談到黨內產生修正主義的危險。席間鴉雀無聲。」[33]:1166-1167

中央工作會議又在1965年元旦以後繼續召開[30]:73。1月3日晚,毛召開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不點名批評劉少奇在「四清」運動中之一些做法[30]:73。1月14日,《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目前提出的一些問題》(即「二十三條」)最後定稿[30]:77。當天劉少奇主持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正式通過「二十三條」,成為指導「四清」運動之重要文件[30]:79薄一波後來回憶說[30]:81:「黨內高層領導中發生的這些思想分歧,影響是深遠的。最嚴重的是使毛主席產生了對少奇同志的不信任,從而埋下了發動『文化大革命』的種子。毛主席一九六六年八月五日在八屆十一中全會上寫的那張《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中,就把『一九六四年形「左」實右的錯誤傾向』,作為少奇同志的一條罪狀。十月二十五日,毛主席在中央工作會議上還回顧說,在制定《二十三條》的時候,就引起了他的『警惕』。一九七〇年十二月十八日,當斯諾問毛主席從甚麼時候明顯感到必須把劉少奇從政治上搞掉時,毛主席也回答說是制定《二十三條》那個時候。」[33]:1169-1170「文化大革命」開始以後,中共中央規定,「把四清運動納入文化大革命中去」,「四清」運動實際上也就不了了之[30]:82

1965年,美國在越南擴大戰爭,大規模轟炸越南北方,威脅中國安全;蘇共召開三月會議,使中蘇關係惡化;為應付戰爭危險,4月14日中共中央發出經毛審閱同意之《關於加強備戰工作的指示》[30]:89。9月18日至10月12日,中共中央工作會議在北京舉行,10月10日毛在會上提出「如果中央出了修正主義,應該造反」之問題[30]:92

上海《文匯報》在11月10日突然刊出姚文元江青策劃下寫出、給毛看過並經他同意發表《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指名批判《海瑞罷官》作者、著名明史專家、北京市副市長吳晗[30]:94。同日中共中央又發出通知,免去楊尚昆之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職務,由汪東興接替[30]:95。11月12日,毛乘專列離開北京,經天津南下[30]:95。11月30日,林彪派葉群帶著他的信和11份材料坐專機趕到杭州,單獨向毛作幾個小時彙報[30]:97。12月8日至12月16日,毛在上海主持召開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與會人員開會時才知道是批判羅瑞卿,葉群在會上發言,羅瑞卿在12月11日被召到上海,但沒有得到在會上申辯之機會[30]:97

人民日報社社長吳冷西回憶道[30]:99:「以彭真同志為首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組(成立於1964年,成員還陸定一、康生、周揚、吳冷西),一九六六年二月初開會研究當時學術討論的情況,認為要把這場討論置於黨中央的領導下,要降溫,要真正做到『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因而起草了向中央政治局常委彙報的提綱。當時在北京的政治局常委(少奇同志,周總理和小平同志)開會討論並認可了這個提綱中提出的意見,同意在學術討論的文章中不涉及廬山會議,並且要五人小組去武昌向毛主席彙報,最後由毛主席作決定。」[34]:150這個彙報後來被稱為「二月提綱[30]:99。1966年2月8日,彭真、陸定一、康生、吳冷西等專程飛往武漢,向1月5日從杭州到這裡之毛彙報[30]:100。彭真等以為毛已經同意這個提綱,2月12日中共中央正式批轉《彙報提綱》[30]:100

從1966年2月2日至2月20日在上海主持召開「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主要是聽江青講話,會後有關人員整理一份「座談會紀要」,提出所謂「黑線專政論」[30]:100。紀要最初沒有下發,但在黨內高層已傳開;後來經毛批准,在4月10日由中共中央轉發,要求各級黨委「認真研究,貫徹執行」[30]:101

1966年3月17日至3月20日,毛在杭州召開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出席會議除毛、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因在西北三線視察而請假)外,有各大區中央局第一書記和中央有關負責人,會議議題事先沒有通知,只在開會時說要討論中央是否派代表團參加蘇共二十三大,還有甚麼問也可以談談[30]:101。對蘇共二十三大,毛主張不去參加[30]:101。列席會議之吳冷西回憶道[30]:102-103:「從會議廳出來,我向周總理說,主席這次批評很重,我要好好檢討。總理對我說,不光是批評你,也是對我們說的。回到西冷飯店,我又對彭真同志談了這事,他也說,主席的批評不僅對你,也是對我們說的。他們兩位的話可以說是安慰我,但我隱約感到,一場暴風雨即將來臨。」[34]:1523月28日至3月30日,毛在上海先後同康生、江青、張春橋等進行多次談話,嚴厲批評「二月提綱」混淆階級界限,不分是非,是錯誤的[30]:103。3月31日,回到北京之康生向周恩來、彭真等中央負責人詳細傳達毛幾次談話之內容,4月9日至4月12日康生又在中央書記處會議上傳達毛之談話[30]:103。根據毛之意見,書記處會議批評彭真,彭真和到會一些領導人「對這次重大錯誤都作了初步檢查」,並「一致同意主席的批評和指示」[30]:103-104。書記處會議決定:一、擬以中共中央名義起草一個通知,徹底批判文化革命五人小組「彙報提綱」的錯誤,並撤銷這個提綱;二、成立文化革命文件起草小組,報毛澤東和政治局常委批准[30]:104。起草小組由陳伯達任組長,江青、劉志堅任組長,康生任顧問[30]:104。「通知」由陳伯達起草後,4月14日送給在杭州之毛[30]:104。4月16日,周恩來、鄧小平、彭真、陳毅、葉劍英等和各中央局負責人再次來到杭州,出席毛召開之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劉少奇因出訪巴基斯坦阿富汗緬甸,在4月20日才到杭州出席會議,4月22日毛在會上作長篇講話,一開始就提出吳晗之問題「朝裡有人」,修正主義不只文化界出,黨政軍也有[30]:104。毛說:「出修正主義不只文化界出,黨政軍也要出,特別是黨軍出了修正主義就大了。」[30]:1054月24日,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初步通過毛修改審定之中共中央通知稿和中央文化革命小組名單(它是在文化革命文件起草小組之基礎上經少量調整而成)[30]:105

文化大革命

发动文革

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第一次接见红卫兵
毛泽东晚年常住杭州刘庄(现西湖国宾馆一号楼),并视其为第二故乡[35]

1966年5月4日至5月26日,在劉少奇主持下,中央政治局在北京召開擴大會議,集中批判彭真、羅瑞卿、陸定一、楊尚昆,5月16日會議通過經毛多次修改之中共中央通知(以後被稱為「五一六通知」),決定撤銷中央批轉之《文化革命五人小組關於當前學術討論的彙報提綱》,撤銷原來之「文化革命五人小組」及其辦事機構,重新設立文化革命小組,隸屬於政治局常委之下[30]:105。5月18日,林彪在會上講話:「毛主席的話,句句是真理,一句超過我們一萬句。」[30]:108-1095月23日,會議決定:停止彭真、陸定一、羅瑞卿、楊尚昆在中央書記處的職務,以後提請中央全會追認和決定;撤銷彭真的北京市委第一書記和市長職務、陸定一的中央宣傳部長職務;4月26日會議結束[30]:109。「五一六通知」,系統地表達毛關於社會主義時期階級鬥爭之觀點,成為發動「文化大革命」之指導性文件[30]:109

1966年5月7日,毛在林彪寄來之軍委總後勤部之一個報告上寫下批語(後稱《「五七」指示》),提出「軍隊應該是一個大學校」,「這個大學校,學政治、學軍事、學文化」,「又要隨時參加批判資產階級的文化革命鬥爭」[30]:107-108。5月19日,經毛同意,上海《解放日報》和《文匯報》發表姚文元之《評「三家村」》,批判北京市委書記鄧拓、市委統戰部長廖沫沙和吳晗在《前線》雜誌之「三家村札記」專欄所寫之雜文[30]:108

1966年6月1日,在陳伯達率領之工作組主持下,《人民日報》發表社論《橫掃一切牛鬼蛇神》[30]:110。6月3日,北京市委派出以張承先為組長之工作組進駐北京大學;同日在劉少奇、鄧小平主持下,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同意北京市委向各大中學派出工作組[30]:112。6月10日,毛把各大區負責人找到杭州去談話,向他們打招呼,要在各地堅決支持「文化大革命」,放手發動群眾揭露問題,最初打擊面寬也不可怕,以後再分類排除,要依靠運動中湧現之積極分子,把「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30]:114

1966年7月8日,毛給江青寫信,給正在武漢之周恩來,以後由周把信帶到上海交給江青,毛還委託周到大連去向林彪講信中內容:「天下大亂,達到天下大治。」[30]:116-1177月16日,毛七十多歲在武漢暢游長江[30]:118。7月18日,毛回到已離開半年多之北京,連續聽取各方彙報[30]:118。7月26日,中央政治局召開擴大會議,決定撤銷工作組;7月29日在人民大會堂召開「北京大專院校和中等學校師生文化革命積極分子大會」,會上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等講話,承擔派工作組一事之責任,說是「老革命遇到新問題」,大會結束時毛會見全體代表,表示肯定和支持[30]:122

1966年8月1日,在毛主持下,中共八屆一中全會在北京開幕[30]:122。8月5日,毛寫下《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全國第一張馬列主義的大字報和人民日報評論員的評論,寫得何等好啊!請同志們重讀一遍這張大字報和這個評論。可是在五十多天裡,從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領導同志,卻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動的資產階級立場上,實行資產階級專政,將無產階級轟轟烈烈的文化大革命運動打下去,顛倒是非,混淆黑白,圍剿革命派,壓制不同意見,實行白色恐怖,自以為行意,長資產階級的威風,滅無產階級的志氣,又何其毒也!聯繫到一九六二年的右傾和一九六四年形『左』而實右的錯誤傾向,豈不是可以發人深醒的嗎?」,8月7日印發中央全會[30]:124-125。毛通知林彪要到北京參加會議,林彪8月6日中途到會[30]:125。全會最後一天補選中央政治局委員6人、候補委員3人,選出中央政治局常委,排名依次是:毛、林彪、周恩來、陶鑄、陳伯達、鄧小平、康生、劉少奇、朱德、李富春、陳雲;以後只把林彪稱為中共中央副主席,不再提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陳雲之副主席職務[30]:125-126。8月8日,全會通過《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通常稱為「十六條」)[30]:126。8月12日,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閉幕,毛在閉幕會上講話,提出要準備召開中國共產黨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30]:126-128。8月16日晚,中共中央決定要在北京召開百萬人規模之慶祝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群眾大會,毛表示將出席這次大會,要求為他準備一套綠軍裝,是毛在建國後第一次穿軍裝[30]:130。8月18日,百萬群眾慶祝大會在北京天安門廣場隆重舉行,許多人流下眼淚,幾萬名紅衛兵出席[30]:130。紅衛兵開始「向一切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發動了猛烈攻擊」之「破四舊」活動,大多數人充滿熱情,認為自己所做都是正當之「革命行動」,但他們處於狂熱狀態,政策和法律觀念淡薄,無政府主義思潮迅速氾濫起來[30]:133。從8月20日起,在「破四舊」之旗幟下,北京、上海、天津等大中城市裡都普遍發生強迫抄家和打人等踐踏法制之行為,一些被任意指責為「黑五類」之人員被打致死,更多被強行遣送回鄉,同毛初衷並不相符[30]:133。9月5日,《人民日報》社論《用文鬥,不用武鬥》提出:「毛澤東同志反覆地告訴我們,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一場觸及人們靈魂的大革命。又說,實現這一場大革命,要用文鬥,不用武鬥。」[30]:133經毛批准,解放軍總參謀部和總政治部在8月21日發出《關於絕對不許動用部隊武裝鎮壓革命學生運動的規定》,中共中央又在8月22日轉發公安部《關於嚴禁出動警察鎮壓革命學生運動的規定》[30]:134。由於參加「大串連」之學生一律免費坐火車,他們之伙食和住宿由當地政府安排,費用由國家財政開支,「大串連」發展得如火如荼;到11月下旬止,毛共8次接見北京和到北京串連之紅衛兵總共1,100多萬人次[30]:137

周恩來根據毛之意見,立即採取保護措施,並寫一份應予保護之名單,包括宋慶齡、郭沫若、章士釗、程潛、何香凝、傅作義、張治中、蔡廷鍇、邵力子、蔣光鼐、沙千里、張奚若、李宗仁等[30]:136。儘管毛多次要求降低對他個人頌揚之調子,並在1966年7月25日在陶鑄送審之新華社電訊稿上對中央宣傳部負責人批示「以後請注意不要用『最高最活』,『頂峰』,『最高指示』一類的語言」;8月31日,林彪在接見外地到北京革命師生大會上之講話中,稱毛为“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30]:137-138。中共中央從10月9日起在北京召開工作會議,由毛主持,有中央黨政軍各部門和各省、市、自治區黨委負責人出席,會議主題是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30]:142。11月初,以上海國棉十七廠造反派頭頭王洪文等為首之上海工廠群眾串連籌建「上海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簡稱「工總司」),11月10日王洪文率領2,000多名工人在上海北站強行上火車,列車行至安亭站後被鐵路局下令停車,當天中午王洪文等工人臥軌攔車,造成滬寧鐵路交通中斷近31小時;11月13日張春橋在上海文化廣場同工人代表座談支持「工總司」,中央文革小組立刻支持;11月14日毛肯定張春橋做法,說:「先有事實,後有概念。」[30]:149-150。12月15日,林彪主持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通過《中共中央關於農村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指示(草案)》,12月21日毛同波蘭客人楊力談話:「這不是個別人的問題,這是一個階級反對另一個階級。有些人不很理解,說我們太過分了。」[30]:154。12月26日毛生日,晚上和江青、陳伯達、張春橋、王力、關鋒戚本禹、姚文元吃飯,飯前毛長篇講話[30]:155-156。吃飯時,毛舉杯祝酒說:祝全國全面的階級鬥爭[30]:157!一場更大之「全面階級鬥爭」之風暴即將來臨,重大決斷只是由毛個人來決定和宣佈[30]:157

1967年1月1日,《人民日報》、《紅旗》雜誌首次聯合發表社論《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一九六七年,將是全國全面展開階級鬥爭的一年。」[30]:158安亭事件」後,王洪文等為首之「工總司」一直攻擊上海市委,並且製造全國第一場大規模武鬥,1月4日張春橋、姚文元以中央文革小組調查員名義回上海[30]:159。1月6日,「工總司」等造反派組織在上海人民廣場召開大會,會後市委、市政府所有機構停止辦公,由「抓革命、促生產指揮部」等取代原上海黨政部門之職能,全市實際權力轉移到張春橋、姚文元等手中[30]:160。根據毛要求,1月12日《人民日報》發表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小組給上海「工總司」等32個造反派團體賀電[30]:161。1月11日,毛出席中央政治局會議上,徐向前、葉劍英、朱德先後發言,一致強調要絕對維護軍隊之穩定[30]:167。1月23日,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文革小組發出經毛批示「照發」之《關於人民解放軍堅決支持革命左派群眾的決定》[30]:169。1月24日,徐向前去找林彪,說到軍隊許多高幹被隨便抓去,任意抄家,變相體罰,還有自殺,有些機關癱瘓,此次到北京開會之幹部,心情很緊張[30]:169-170。1月28日,《中央軍委文件》發佈,通常稱為「軍委八條」,遏制軍隊內部之混亂現象[30]:170。1月27日,周恩來因廣東省委第一書記自動向造反派「讓權」,致信毛建議對廣東以及其他有類似混亂情況之雲南實行軍事管制,得到毛批准[30]:171

1967年3月13日,為要求軍隊幫助地方搞好春耕生產,根據毛「三支兩軍」(支左、支工、支農、軍管、軍訓)思想作出具體步署,周恩來在軍隊以上幹部會議上講話[30]:171-172。毛首次對中央文革小組提出嚴厲批評,2月10日在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上,針對江青、陳伯達沒有報告就公開在群眾中點名打倒陶鑄,批評他們[30]:174。根據毛之意見,從2月25日到3月18日,召開7次「政治局生活會」,批評陳毅、譚震林、徐向前及李富春、李先念、葉劍英、聶榮臻;江青等攻擊他們是「資產階級復辟逆流」,以後稱為「二月逆流[30]:177。以後中央政治局停止活動,實際上由中央文革碰頭會取代[30]:177。5月16日,毛在同剛果(布)政府保安代表團談話:「亂是由於階級鬥爭,兩派鬥爭,左派同右派鬥爭。亂也沒有甚麼大不了的事,天掉不下來。我曾經給別的外國朋友講過:第一,天掉不下來;第二,山上的草木照樣長,你不信到山上去看看;第三,河裡的魚照樣游;第四,女人照樣生孩子。」[30]:1804月6日,毛在林彪送審之《中央軍委命令》上批示:「此件很好。」[30]:181《命令》共有10條,通常稱為「軍委十條」,規定:對群眾組織,無論革命的、或者被反動分子所控制的,或者情況不清楚的,都不能開槍,只能進行政治工作;不准隨意捕人,更不准大批捕人;不准把群眾組織宣布為反動組織,加以取締,更不准把革命組織宣佈為反革命組織;對於過去衝擊過軍事機關的群眾,無論左、中、右,概不追究等等[30]:181。6月以後,各地派性武鬥大幅度升級,有些造反派組織搶武器庫,奪走機槍、衝鋒槍、子彈、手榴彈等,有些實際上是軍隊支左人員聽任他們搶奪;毛依然認為局勢不難控制,「亂也沒有甚麼大不了的事,天掉不下來」[30]:184。毛7月14日凌晨乘專列離開北京,是自1966年7月18日後首次,當晚抵達武漢[30]:185。7月18日,毛同陳再道鍾漢華等談話,批評北京中南海造反派批鬥劉少奇等做法[30]:188。7月20日,包括相當多軍人衝入毛居住之東湖賓館,打人揪人,林彪、江青當天聯名寫信給毛,由軍委後勤部部長邱會作帶著坐專機送到武漢,毛一時懷疑是否由陳再道和「百萬雄師」策動「暴亂」,決定立刻離開武漢,事件被稱為「七二〇事件[30]:189-190。7月21日,毛在專程趕到武漢之周恩來安排下,乘車去機場乘機到達上海,是1958年以來第一次破例乘坐飛機[30]:190。外事口造反派乘「七二〇事件」前後之混亂,組成千人「揪陳大軍」,矛頭直指國務院副總理兼外交部長陳毅,在外交部門口「安營紮寨」,8月7日晚王力對外交部造反派姚登山等關於外交部奪權問題講話(當時被稱為「王八七講話」),外交部造反派砸外交部,宣佈「奪取」部黨委之大權;8月22日夜外事口造反派和北京一些紅衛兵組織衝擊並焚燒英國駐華代辦處[30]:195。8月25日,周恩來單獨約見楊成武,把「八七講話」記錄交給楊,要他立刻送給毛看,當天上午楊立刻飛上海向毛彙報周之意見[30]:195-196。毛說:「王(力)、關(鋒)、戚(本禹)是破壞文化大革命的,不是好人,你只向總理一人報告,把他們抓起來,要總理負責處理。」[30]:196

1967年9月4日,毛聽取中央文革小組彙報時講話,著重如何控制局勢:「有的『四大』(指大嗚、大放、大辯論、大字報)搞得很慘,何必那麼搞?犯錯誤的幹部,主要是執行了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另外是長期脫離群眾,現在群眾要報復一下。現在搞一下也沒有甚麼了不得,又不是向敵人下跪。」[30]:1939月9日,毛同楊成武、張春橋、余立金談話:「龍潛整得過分啦,搞噴氣式,罰跪,捱打,掛牌子。為甚麼會產生這樣的事?一個是執行了資產階反動路線,群眾有氣;一個是官作大了薪水多了,有事不跟人家商量,不平等待人,不民主,嚴重脫離群眾,到處罵人、訓人。」[30]:1949月16日,毛坐火車離開上海回北京[30]:197。9月19日,毛在武漢同楊成武、張春橋、汪東興、余立金談話:「黨的機構、政府機構都應大大縮小。」[30]:198-19910月3日,毛同阿爾巴尼亞黨政軍代表團談話:「我只要求你(幹部)一條,要把官僚架子放下,跟老百姓、工人、農民、學生、戰士、下級一起,平等待人,不要動不動就訓人。有道理為甚麼要訓人,可以解釋嘛,有道理為甚麼要駡人?」[30]:20112月18日,毛同阿中友好協會代表團談話:「有些事情,我們事先也沒有想到。每個機關、每個地方都分成兩派,搞大規模武鬥,也沒有想到。」[30]:167

1968年3月,打倒「楊(成武)、余(立金)、傅(崇碧)事件」,事前得到毛之同意,林彪在毛面前表明同楊成武勢不兩立、不能共存[30]:207。5月11日,毛關於武鬥、造反等問題講話:「只要不是真特務、真反革命,就不要那麼去搞,不要使人毫無出路。」[30]:2095月8日,毛同中央文革碰頭會成員談話:「我們在延安就規定了一個不殺、大部不捉。隨便殺人沒有手續不好,抓人抓多了也不好。搞逼供信,不講也得講。我們還應該重證據,重旁證,不要重口供。」[30]:209毛對敵情作過分嚴重之估計,採取「大民主」之方式,大張旗鼓發動「清理階級隊伍」運動[30]:211-212。7月3日,經毛批准發出七·三佈告;7月24日,根據毛批示發出七·二四佈告[30]:212-214。7月28日,毛緊急召見北京大學聶元梓、清華大學蒯大富、北京師範大學譚厚蘭、北京航空學院韓愛晶、北京地質學院王大賓等學校紅衛兵「五大領袖」談話:「這些都是社會現象,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誰料得到又這麼打起來呀?」[30]:214-2168月22日,毛批示在《紅旗》雜誌上發表姚文元之一篇文章,毛把題目改為《工人階級必須領導一切》,在審改文章時把稱頌「文化大革命」之慣用詞「史無前例的」刪去,並且寫批語:「以後不要說史無前例。歷史上最大的幾次文化大革命是發明火,發明蒸氣機和建立馬克思列寧主義,而不是我們的革命。」[30]:219

1968年5月20日,毛同中央文革碰頭會議成員談話:「劉少奇這個案子,現在差不多了。」[30]:22910月13日,毛主持召開中共八屆擴大之十二中全會,出席全會133人中,中央委員和中央候補委員有59人,從中央候補委員中確定10人遞補已去世之中央委員名額[30]:222。在黨之中央全會上,承認「文化大革命」中有錯誤,而且由自己承擔主要責任,這是第一次[30]:224。10月31日,八屆十二中全會通過決議,批准中央專案審查小組10月18日提交之《關於叛徒、內奸、工賊劉少奇罪行的審查報告》,宣佈「把劉少奇永遠開除出黨,撤銷其黨內外的一切職務,並繼續清算劉少奇及其同夥叛黨叛國的罪行」[30]:229。同日毛在十二中全會閉幕會上講話:「鄧小平,大家要開除他,我對這一點還有一點保留。我覺得這個人嘛,總要使他跟劉少奇有點區別,事實上是有些區別。」[30]:22912月1日,毛對北京新華印刷廠在對敵鬥爭中執行「給出路」政策的經驗報告批示:「對反革命分子和犯錯的人,必須注意政策,打擊面要小,教育面要寬,要重證據,重調查研究,嚴禁逼、供、信。對犯錯誤的好人,要多做教育工作,在他們有了覺悟的時候,及時解放他們。」[30]:233

林彪事件

1969年1月,毛從《人民來信摘報》看到有人主張江青為九屆中央委員候補人,並應成常委兼中央組織部長時,批示:「徒有虛名,都不適當。又,李訥毛遠新二人不宜為代表。」[30]:238毛最關心九大報告之起草,2月7日,毛同中央文革碰頭成員談話:「搞出第一稿就有辦法了,無非是全部推翻再搞。讓他們幾個人搞,伯達牽頭,伯達、春橋、文元,林彪同志掛帥。文章寫出後才好開會。現在講幾個里程碑(指把毛澤東思想說成是馬克思主義發展的第三個里程碑),我就不贊成。」[30]:2373月15日,毛同中央文革碰頭會成員談話:「有的人放出來,只要不繼續殺人就行了,可以繼續進行教育。他再殺人,再抓嘛!這是第一。一個是關,一個是放。一個不關不行,我們說是大部不抓,一個不殺。現在那麼多教授、幹部,不解放是不妥當的。我們歷來講壞人是少數,可以教育爭取的是大多數。一講就是一窩黑,幾十個,甚至四分之一,三分之一,了不起了。」[30]:234-2353月31日,毛在修改九大報告時加寫一句話:「對於那些略有進步、開始有了一些覺悟的人們,就要從團結的觀點出發,繼續給以幫助。」[30]:2364月1日,中國共產黨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在毛主持下開幕,說:「我希望,我們的大會,能夠開得好,能夠開成一個團結的大會,勝利的大會。」[30]:239在黨章修改草案中規定:「林彪同志是毛澤東同志的親密戰友和接班人。」[30]:2414月11日,毛在中共九大秘書處和各大組成部分召集人會議上講話:「現在擴大化問題,我們各級主要領導同志要注意,當成一件主要事情來處理。鑒於歷史的經驗,各個時期有種主要傾向掩蓋著另一個傾向。要使我們的同志徹底了解歷史經驗,避免重犯錯誤。」[30]:2434月28日,在毛主持下舉行中共九屆一中全會,選出九屆中央政治局成員,毛、林彪、周恩來、康生獲全票,政治局常委當選是毛、林、周、康、陳伯達5人;毛繼續當選為中央委員會主席,林彪為副主席[30]:245。同日中央政治局通過中央軍事委員會名單:毛任中央軍委主席,林彪、劉伯承、陳毅、徐向前、聶榮臻、葉劍英任中央軍委副主席;黃永勝為中央軍委辦事組組長、吳法憲為副組長,實際上把持軍委日常工作[30]:246。鑒於3月2日蘇聯邊防部隊入侵中國黑龍江虎林縣珍寶島地區,中國邊防部隊遵照中央軍委指示還擊,毛說:「我們是不打出去的。我說不要受挑撥,你請我去我也不去。但是你打來呢,那我就要對付了。」[30]:2465月26日,毛聽取軍委辦事組向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彙報時講話:「搞專案,許多是靠不住的,是道聽途說的。內查外調搞不出甚麼東西,搞了很長時間沒有搞出甚麼東西。有的學生沒有經驗,有的還有派性,這一派整另一派。」[30]:2515月至6月,毛往武漢,向工作人員說:「人的一句怎麼能頂一萬句呢?一句話就是一句,不能是一萬句,不能頂,更不能頂那麼多。我的話怎麼可能有那麼大力量,那不是神了嗎?這不是唯物主義,也不是辯證法。」[30]:249

1969年8月,毛批准《關於加強全國人民防空工作的報告》和《「八·二八」命令》,又一次顯示他從來不向任何外來壓力低頭[30]:253-254。10月15日,毛再次離開北京到武漢;10月18日林彪剛到蘇州,向黃永勝發出「關於加強戰備、防止敵人突然襲擊的緊急指示」,軍委辦事組以「林副主席指示(第一個號令)」名義正式下達,事先沒有得到軍委主席毛批准;命令下達後第二天,林彪才用「電話記錄」(急件傳閱)之方式報告毛,是建國以來不曾有過之事[30]:254-255汪東興拿此急件送到毛住處,毛看後自己拿起火柴一劃,焚燒傳閱件[30]:255

1970年3月8日,經過長期考慮後,毛向中央提出召開第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修改憲法之意見,並建議不設國家主席;林彪在3月9日讓葉群轉告在北京之黃永勝和吳法憲:「林副主席贊成設國家主席。」[30]:2563月中旬,毛審閱《關於修改憲法問題的請示》及其附件時,毛再次表示不要設國家主席,林彪卻給毛之秘書打電話說:「林副主席建議,毛主席當國家主席。」[30]:2564月11日,林彪在蘇州通過秘書向政治局打電話轉達意見:仍然建議由毛兼任國家主席,認為自己不宜擔任副主席職務;4月12日,毛批示:「我不能再作此事,此議不妥。」[30]:257-2584月下旬,毛和林彪幾乎同時回到北京,毛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第3次提出不當國家主席,也不要設國家主席,並當著林彪面說:「孫權勸曹操當皇帝。曹操說,孫權是要把他放在爐火上烤。我勸你們不要把我當曹操,你們也不要做孫權。」[30]:2585月中旬,林彪告訴吳法憲:還是要設國家主席,不設國家主席,國家沒有一個頭,「名不正言不順」;7月,葉群私下向吳法憲稱:「如果不設國家主席,林彪怎麼辦?往哪裡擺?」[30]:258根據林、葉授意,7月中旬舉行中央修改憲法起草委員會全體會議期間,再次出現要求設國家主席之「呼聲」,毛得知後說:設國家主席,那是形式,不要因人設事[30]:258。憲法起草委員會毛是主任,林是副主任[30]:260

1970年8月18日,毛從杭州赴江西廬山出席中共九屆二中全會;第二天毛登上廬山,是建國後第三次到廬山[30]:261。8月23日,九屆二中全會在廬山禮堂開幕,毛主持開幕會,林稱:「我們說毛主席是天才,我還是堅持這個觀點。」;毛稱:「今天開到這裡為止嘛,大家去討論,今天散會。」[30]:262-2638月25日,毛通知召開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先分別同林彪、周恩來、陳伯達、康生進行單獨談話,隨後向到會者宣佈:剛才,我和幾位常委商量,認為現在各組討論的問題不符合全會原定的三項議程;又說:設國家主席的問題不要再提了,誰堅持設國家主席,誰就去當,反正我不當[30]:266!毛衝著林彪補一句:「我勸你也不要當國家主席!」;還警告:如果再繼續這樣搞下去,我就下山,讓你們鬧;再不然,就辭去黨中央主席職務[30]:266。根據毛之意見,會議決定全會分組會立即停止討論林彪之講話,收回第六號簡報,責令陳伯達等作出檢查[30]:266。9月1日,毛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點了陳伯達的名,要他作檢查,還要林彪召集吳法憲、葉群、李作鵬、邱會作等人開會,聽取他們檢查[30]:270。9月9日,毛離開廬山[30]:272。廬山會議後,林立果將「調研小組」改稱「聯合艦隊」[30]:281。10月14日,毛對吳法憲書面檢討批語:「作為一個共產黨人,為甚麼這樣缺乏正大光明的氣概。由幾個人發難,企圖欺騙二百多個中央委員,有黨以來,沒有見過。」[30]:273-27411月中旬,經毛批准,中共中央發出關於傳達陳伯達反黨問題之指示,同時印發《我的一點意見》,「批陳整風」運動由此展開[30]:275

1971年3月,林彪提出要「先搞一個計劃」,林立果在上海同「聯合艦隊」主要成員於3月下旬擬出《「五七一工程」紀要》(「五七一」是「武起義」之諧音,即武裝起義。「五一七工程」名稱為林立果所定)之草稿[30]:281。4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開批陳整風彙報會,毛在審閱上報之與會者名單時提出,要增加中央軍委副主席陳毅、徐向前、聶榮臻3人,除陳毅因病住院外,徐向前、聶榮臻都出席會議[30]:280。7月初,林彪、葉群離開北京去北戴河[30]:282。8月15日,毛再次到中南、華東等省市巡視[30]:283。9月,林彪一夥終於決定:要將毛殺害於巡視途中,發動武裝政變;9月7日林立果向「聯合艦隊」下達「一級戰備」指令,9月8日林彪親筆寫下動手令:「盼照立果、宇馳同志傳達的命令辦。」[30]:2889月10日毛下令專列從杭州開往上海,9月12日抵達北京,回中南海休息[30]:289。林彪、葉群、林立果又緊急策劃南逃廣州計劃,最後決計向北逃往國外,從北戴河急馳山海關機場,向西北方向逃去[30]:290。周恩來命令開動雷達監視天空,以掌握飛機去向;後來周又下達全國禁空令:關閉所有機場,停飛所有飛機;毛很快趕來向他報告之周那裡得知林彪等出逃之情況,在周安排下秘密轉移到人民大會堂南側之118室[30]:291。有人請示是否派飛機欄截,毛稱:「林彪還是我們黨中央的副主席呀。『天要下雨,娘要嫁人』,不要阻攔,讓他飛吧!」;9月13日林彪飛機飛出國境,進入蒙古人民共和國[30]:291。根據毛指示,周在人民大會堂召開中央政治局成員緊急會議,宣佈林彪叛逃一事;當晚空軍司令部送來報告:凌晨二時半有一架不明飛機在溫都爾汗地區墜落焚燒[30]:292。9月14日下午,周確知林彪等人乘坐「三叉戟」飛機已在蒙古溫都爾汗墜毁;幾天後證實機上人員全部死亡[30]:292-293。9月24日,毛決定對林彪集團重要成員黃永勝、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實行隔離審查;以上變故以後被稱為「九一三事件」[30]:293。和往年不同,「十一」當天天安門前慶祝集會和遊行以及晚上焰火晚會都被取消,理由是「節省開支」和「戰備需要」,是建國二十多年來第一次,從此毛再沒有在國慶時登上過天安門城樓[30]:294。10月2日,周請示毛同意,確定由李先念華國鋒等協助國務院工作,由李德生余秋里張才千等分別主持軍委三總部之工作[30]:295。10月3日,經毛批示「同意」後,中共中央發出兩個《通知》:決定成立中央專案組徹底審查、弄清林——陳反黨集團,由周恩來等10人組成;決定撤銷軍委辦事組,成立軍委辦公會議,由葉劍英等10人組成[30]:295

文革後期

1970年,毛和中國政府援助弱小、蔑視強權之舉動,贏得全世界許多發展中國家之欽佩和讚譽,後來中國恢復在聯合國之合法席位,同中國對外政策直接有關[30]:316。10月初,尼克松會見美國《時代》週刊雜誌記者時稱:「如果說我在死以前有甚麼事情想做的話,那就是到中國去。如果我去不了,我要我的孩子去。」[30]:31612月18日,毛會見斯諾,稱如果尼克松願意來,毛願意和他談[30]:316-317

1971年3月至4月,在日本名古屋舉行第三十一屆世界乒乓球賽上,中國邀請美國乒乓球隊訪華,被稱為「乒乓外交[30]:317-318。5月29日,毛批准周恩來《中央政治局關於中美會談的報告》,同日中方向尼克松發出「口信」,歡迎基辛格訪華,進行初步秘密會談[30]:321。6月,周恩來批准北京外國語學院招收800名新生,實現毛之計劃[30]:317。7月16日,中美雙方同時發表公告,宣佈尼克松準備訪華;10月26日,雙方就聯合公報草案達成初步協議[30]:321。10月25日,聯合國大會通過決議,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一切合法權利,當天下午毛召集周恩來及外交部有關人員開會,決定立即組成中國代表團出席聯大[30]:321-323

1972年2月21日,美國總統尼克松和夫人、羅傑斯和基辛格一行人抵達北京,周恩來、葉劍英等到機場歡迎;當天下午尼克松接到毛要會見他之通知,在周恩來陪同下到中南海毛之住處[30]:323。同日,毛同尼克松談話,當尼克松稱「毛主席的著作感動了全國,改變了世界」時,毛詼諧地說:「沒有改變世界,只改變了北京附近幾個地方。」;毛又說:「我們辦事也有官僚主義。你們要搞人員往來這些事,搞點小生意。我們就死不肯。十幾年,說是不解決大問題,小問題不幹,包括我在內。後來發現還是你們對,所以就打乒乓球。」[30]:3242月27日,中美聯合公報終於談定,2月28日公報在上海發表[30]:327。毛說:「中美關係正常化是一把鑰匙。這個問題解決了,其他的問題就迎刃而解了。」[30]:3287月,日本成立田中角榮內閣,田中在就職當天聲明要為加速日中邦交而努力;毛稱:對中日恢復邦交問題應採取積極的態度[30]:328。田中角榮一行應邀於9月訪華,9月27日毛會見田中一行;9月29日,周恩來和田中角榮中日聯合聲明上簽字[30]:328-329

1972年1月,從陳毅追悼會回來後,毛心情沉重,很久沒有休息好,由於肺心病在心律失常情況下嚴重缺氧,2月12日突然休克[30]:304。8月,周恩來同回國述職之駐外大使和外事單位負責人談話:「毛主席參加陳毅同志追悼會,使我們這些老幹部,使我們忠於主席的人,都很感動。」[30]:304

1972年4月24日,《人民日報》發表經周恩來審定題為《懲前毖後,治病救人》社論:「正如得過傷寒病可以產生免疫力一樣,犯過錯誤的人,只要認真改正錯誤,善於從錯誤中吸取教訓,有了免疫力,就有可能工作得更好。」[30]:3115月,周恩來被確診患有膀胱癌,毛叮囑此事對外要保密,說:「開刀容易擴散,有危險,是否可通過中醫的方法,用中藥控制病情。」[30]:30612月,毛說:我們要「深挖洞,廣積糧,不稱霸」[30]:312

1973年3月9日,周恩來草擬《中共中央關於恢復鄧小平同志的黨的組織生活和國務院副總理的職務的決定(送審稿)》報送毛,同日毛閱後批示:「同意。」[30]:337-3394月12日,鄧小平以國務院副總理身份參加宴會[30]:336

1974年3月,毛同意鄧小平擔任聯合國大會第六屆特別會議中國代表團團長[30]:373-375。4月10日,鄧小平在紐約聯合國大會特別會議上發言,全面闡述毛關於「三個世界」劃分之思想,提出正確處理國與國之間關係之原則和主張,引起世界各國普遍關注[30]:375。10月4日,毛要秘書打電話給王洪文,提議由鄧小平出任國務院第一副總理,並要王洪文向政治局傳達[30]:384。10月17日,江青策劃「長沙告狀」,提出要王洪文儘快去長沙,向毛告鄧小平和周恩來之「狀」,力圖阻撓鄧小平出任國務院第一副總理[30]:386-387。12月17日,鄧小平到長沙同毛談話:「歸根到底就是主席講的要安定團結。搞建設不安定不行。我覺得主要的關鍵是要大穩定的、有威信的省委,要能夠發號施令,大家都聽,當然要發得對。這麼大的國家,都靠中央不行。」[30]:39412月24日,毛同周恩來、王洪文談話,周說:我們都擁護主席的意見,小平作軍委副主席、第一副總理兼總參謀長;毛又提出:由鄧小平擔任中共中央副主席[30]:395-396。毛高度評價鄧,稱讚他「政治思想強」,「人才難得」,還採納周之建議,在四屆人大前召開之中共十屆二中全會上補選鄧為中央政治局常委、副主席[30]:396。在毛看來,按勞分配貨幣交換和工資制度等「跟舊社會沒有多少差別」之商品經濟之形式,體現馬克思和列寧曾經揭示之「資產階級法權」,不是社會主義所固有;毛認為,制度形式上平等事實上並不平等,是不斷產生著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之土壤,是變修正主義之溫床[30]:399。毛之認識,反映他對社會主義之認識和探索,打破等級制度特權思想,避免貧富懸殊、兩極分化之社會現象,剷除滋生資產階級之土壤和條件;但這些認識,明顯帶有毛對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中某些設想和論點之誤解或教條理解,在實際生活中是行不通[30]:399。毛向周、王洪文提出:凡有兩派的地方,民兵不要搞進去;經毛批准同意,中共中央不久發出《關於禁止搶奪武器問題的通知》[30]:400

1973年8月24日,中國共產黨第十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北京開幕,毛主持開幕式;8月30日毛事先聲明不出席之十屆一中全會,在周恩來主持下,毛再次當選中央委員會主席,副主席是周恩來、王洪文、康生、葉劍英、李德生[30]:350-352。江青與王洪文、張春橋、姚文元從此結成「四人幫」宗派集團,康生在十大以後臥病不出[30]:352。12月12日,毛召開政治局會議,提出實行八大軍區司令員對調[30]:358

1974年1月,毛對王洪文、江青請示轉發《林彪與孔孟之道》批示:「同意轉發。」;1月18日中央以當年一號文件轉發這份材料[30]:366。1月25日,在江青策動下,在北京召開1萬多人參加之黨中央直屬機關和國務院各部門「批林批孔」動員大會,江青、姚文元等在會上頻繁插話,提出:「不准批林批孔就是不准批林」,「要反對折衷主義」[30]:368。隨著「批林批孔」運動開展,北京以及全國各地局勢再次動盪,造反派紛紛出動,重新拉起山頭,成立各種聯絡站、上訪團、彙報團之類組織,興風作浪,製造事端;許多地方派性再起,到處張貼大字報,提出「矛頭向上」,各級黨政機關受到嚴重衝擊,社會秩序再度陷入混亂[30]:368-369。本來,1973年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百分之7.9,其中工業總產值增長百分之9.5;在「批林批孔」運動衝擊下,1974年國內生產總值只增長百分之2.3,其中工業總產值只增長百分之0.6,幾乎停滯不前,生產發展速度明顯下降[30]:369。經毛批准,中共中央於1974年9月29日發出《關於為賀龍同志恢復名譽的通知》[30]:383

1975年1月5日,中共中央發出經毛圈閱之一號文件,任命鄧小平為中共中央軍委副主席兼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長,張春橋為中國人民解放軍總政治部主任;1月6日,在周恩來主持下,中共十屆二中全會在北京召開[30]:400。1月13日至1月17日,第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在北京隆重舉行,取得兩項重要成果:一是毛委託鄧小平代重病之周恩來主持起草,最後經毛、周審閱定稿之《政府工作報告》中,重申「在本世紀內,全面實現農業、工業、國防和科學技術的現代化,使我國國民經濟走在世界的前列」;二是產生以朱德為委員長、董必武、宋慶齡為副委員長之全國人大常會和以周恩來、鄧小平為核心之國務院領導班子[30]:401。2月1日,鄧開始代重病之周主持國務院工作;周在國務院常務會議和國務院各部委負責人會議上傳達毛關於鄧「政治思想強」、「人才難得」之評價,並稱:「今後國務院的工作由小平同志主持。」[30]:401-4022月3日,毛前往江西南昌至2月5日,2月8日抵達杭州[30]:403。2月5日,經過毛圈閱同意,中共中央發出關於取消軍委辦公會議,成立中央軍委常委之通知,新中央軍委常委會成員是:葉劍英、王洪文、鄧小平、張春橋、劉伯承陳錫聯、汪東興、蘇振華、徐向前、聶榮臻、粟裕[30]:405。2月27日,毛指示對在押之戰爭罪犯一個不殺,全部釋放;3月8日,毛又批准《關於專案審查對象處理意見的請示報告》,「文化大革命」以來被關押之幾百名幹部幾乎全都解除監禁[30]:406-4084月5日,蔣介石逝世,對此,毛只是平靜地表示知道了,以後幾個月裡,他同到華之外國客人談話時,幾乎每次都要提到「蔣委員長」,並表示對最終解決台灣問題之關心[30]:412。4月13日,因準備會見金日成,毛決定啟程,4月14日回到北京[30]:413。5月3日,毛最後一次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30]:415-41711月20日,政治局召開會議,專門討論對「文化大革命」之評價,會前毛提出由鄧主持,鄧沒有接受毛之建議,鄧說由他主持這個決議不適宜,他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漢,何論魏晉」[30]:440。毛《講話要點》:「清華大學出現的問題絕不是孤立的,是當前兩個階級、兩條道路、兩條路線鬥爭的反映。這是一股右傾翻案風。」[30]:44111月26日,中共中央把《講話要點》轉發,「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迅速展開[30]:442

1976年1月21日,毛同毛遠新談話,提議華國鋒任代總理,主持政治局工作:「就請華國鋒帶個頭,他自認為是政治水平不高的人;小平專管外事。」[30]:448-4492月2日,中共中央發出通知:經毛主席提議,中央政治局一致通過,由華國鋒任國務院代總理,在葉劍英生病期間由陳錫聯負責主持中央軍委之工作[30]:450。3月下旬,南京街頭出現學生和市民自發舉行之悼念周恩來、反對「四人幫」之集會遊行,人們打出「保衛周恩來」、「打倒張春橋」之標語;4月1日晚,中共中央政治局開會討論,擴大《毛主席重要指示》傳達範圍,會後毛遠新將政治局意見書面報告毛,得到認可[30]:455-456。4月4日清明節前後,以北京天安門廣場為中心,爆發群眾悼念和抗議活動,數以百萬計市民自發聚集在人民英雄紀念碑周圍,獻上大量花圈、花藍、條幅、輓聯和祭文;4月5日毛新遠給毛寫報告稱:「這樣大量的在天安門前集中那麼多群眾場合下,公開發表反革命的演說,直接攻擊毛主席,是建國以來沒有的。很顯然,這是有計劃有組織的,不僅北京,全國不少地方都有」,毛當天圈閱報告,晚上大批民兵公安人員和部隊包圍天安門廣場,對滯留群眾毆打和逮捕[30]:456-458。4月7日,毛肯定中共中央政治局對天安門廣場事件所採取之措施,提議由政治局作出兩項決議:一、任命華國鋒為黨中央第一副主席、國務院總理;二、撤銷鄧小平黨內外一切職務,保留黨籍,以觀後效;毛聽取毛遠新關於天安門事件情況彙報時談話稱:「一、首都,二、天安門,三、燒、打。性質變了。」[30]:4588月18日,中共中央《關於唐山豐南一帶抗震救災的通報》,是毛生前圈閱之最後一份文件[30]:465。9月8日,毛看文件、看書11次,共2小時50分鐘[30]:465。9月9日,《告全黨全軍全國各族人民書》發佈,宣告毛逝世[30]:466;同日組成毛澤東治喪委員會[30]:468。同日聯合國總部半旗誌哀,9月10日聯合國安理會為毛逝世發唁電;9月21日在聯合國第三十一屆大會開幕式上,與會140多個國家之代表為悼念毛肅立默哀[30]:469。9月11日至9月17日人民大會堂舉行毛主席弔唁儀式,各方代表30多萬人參加弔唁;9月18日下午3時,「偉大的領袖和導師毛澤東主席追悼大會」開始[30]:468。10月上旬,中共中央政治局毅然粉碎江青集團,結束「文化大革命」持續十年之動亂[30]:470

去世

毛泽东去世后,他的巨幅画像仍然挂在天安门城楼上。

1970年九屆二中全會後,毛睡眠已很不好,不停地咳嗽,痰多又吐不出,打針也不管用,好了又犯,沒有完全止住過;有時因為咳嗽而無法臥床,只能日夜坐在沙發上[30]:299。1971年快入冬時,被診斷為大葉性肺炎,肺部疾病又影響心臟[30]:288。1973年,毛眼睛也越來越看不清楚,老年性白內障發展得很快[30]:331

1974年6月,毛健康出現明顯問題,經神經科和內科專家會診後提議,中共中央決定第二次為毛專門成立醫療組,成員包括心血管內科、神經內科、麻醉科、耳鼻喉科、呼吸管理、外科、重病護理等方面專家;醫療組存在兩年多,直到毛去世[30]:378。7月,身患多種疾病之毛準備赴南方易地休養;7月18日毛抵達武漢,進行眼病會診[30]:378-379。8月間,經來自各地之眼科專家確診:毛雙眼都患有老年白內障,以右目為重,左目稍輕[30]:379。毛兩腿和雙腳浮腫,在11月29日至12月4日在室內游泳池裡游泳4次,到12月5日為毛一生中最後一次游泳[30]:393-394

1975年2月,毛說話含混不清,兩腿時常疼痛,醫生建議盡可能少看書、多運動[30]:404。毛之健康狀況在回北京後越來越壞,吃藥也沒有多少效果,1975年下半年以後,在床上躺著時間多[30]:423。7月23日,毛同意對白內障眼病施行手術治療,第二天毛之左眼能看見東西[30]:430

1976年,毛健康狀況迅速惡化,吃藥吃飯都需要人喂,每天只能吃一二兩飯,行走更是困難[30]:445。周恩來於1月8日在北京病逝[30]:445。5月起,毛病情不斷加重,身體極度衰弱;6月初,毛突患心肌梗塞,經過及時搶救,才脫離危險[30]:462。7月,毛許多時間處昏迷半昏迷狀態,靠鼻飼生活[30]:464。進入8月,毛健康狀況更趨惡化,已常處昏迷狀態[30]:465。9月8日,毛血壓開始下降,入夜中共中央政治局成員分批前往看望毛;9月9日零時10分,經連續4個多小時搶救無效,毛心臟停止跳動[30]:466。然而由于当时的政治气氛,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毛泽东逝世当天就决定永久保存他的遗体[36]:1053

思想

毛泽东思想至今仍然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指导思想之一,是中共党员及国内高校、中小学的必修内容。毛泽东思想是由毛倡导并在二十世纪中国革命和建设中大范围实践的一种理论思想,一般认为其为马列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中国共产党认可毛泽东思想是其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抗日战争国共内战胜利并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重要思想。改革开放后,中国共产党定义毛泽东思想为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人集体智慧的结晶,而不只是毛个人的思想。认为毛泽东思想在六个方面以独创性的理论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而毛思想的活的灵魂,即贯串于六个组成部分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有三个基本方面: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认为新民主主义理论和人民民主专政等理论经过了历史的实践检验,已证明其行之有效。“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等论点是毛晚年错误,不属于毛泽东思想[37]

毛的思想包括政治思想、军事思想、外交思想、文艺思想、哲学思想等多方面内容。比较突出的具体内容有“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农村包围城市”、“兵民是胜利之本”、“文艺为无产阶级革命服务”、“新民主主义”、“批评和自我批评”、“群众路线”、“统一战线”、“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人民战争”、“人民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三个世界”等。

毛泽东思想专注于摧毁旧的社会制度和价值系统,并试图建立一种完全崭新的社会体制,并提出了一整套相应的战略战术和政策策略。在中國以外,许多政党组织使用“毛主义”一词并与毛思想混用,中国官方不曾正式使用过“毛主义”或“毛泽东主义”。一些学者认为毛并没有提出自己独立的价值系统,他只是跟随马列主义,并且反对修正主义。还有一些学者认为毛具有较深的国家主义民粹主义的观念[38],“毛主义”则可视为这些元素的混合体。

著作

毛泽东选集》文革前的正體中文版本

毛的著作是毛思想的载体。毛一生著述颇丰,目前中国大陆有《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第二版(1991年)发行,收录了毛在建国前的主要著作。其中《实践论》、《矛盾论》、《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论人民民主专政》等是其重要篇章。在“文革”结束后不久出版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其中收录了毛在1949年至1957年年间的主要著作,但很快不再继续发售。

1990年后,中国大陆又陆续出版发行了《毛泽东文集》(一至八卷),整理收录了《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以外的大量毛著作。其中第六、七、八卷收录了毛在1949年后的一些著作和讲话,包括著名的《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对研究1949年后毛社会主义建设思想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有很大价值。

1993年12月,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共同编辑的《毛泽东军事文集》,在毛诞辰100周年之际由军事科学出版社和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这是迄今编辑出版的毛军事著作文集中最系统、最全面的一部。文集按照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历史分期编为6卷。第一卷为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著作,第二卷为抗日战争时期的著作,第三、四、五卷为国共内战时期的著作,第六卷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著作。全书共编入毛1927年8月至1972年12月关于军事方面的著述、电报、命令、批示、报告、信函、谈话等1612篇,包括注释在内260余万字,其中大部分是第一次公开发表。

中国官方还陆续出版了《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一至十三册),内部发行,系统地整理毛1949年后的著作、讲话和批示。是专门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之学者的重要参考。《毛泽东早期文稿》,收录了1912年至1921年间毛青年时的一些文章。

在日本的现代中国学家竹内实主编下,日本毛泽东文献资料研究会于1970年到1972年初编成中文版《毛泽东集》共8卷,1972年2月由东京北望社出版。1983年12月至1986年12月又继续编辑出版了第9卷《毛泽东集·补卷》和以著作年表为内容的第10卷《毛泽东集·别卷》。该书收集了毛建国之前几乎全部原著,并逐篇注明了中国大陆出版的相应著作的修改内容。

60年代出版《毛主席语录》是毛著作中一些句子的选编本。因为最流行的版本用红色封面包装,又是共產黨领袖的经典言论,所以文化大革命中被普遍称为“红宝书”。文革期间,《毛主席语录》大量发行,更被翻译成多国语言,有估计在全球发行8亿册左右。文革初期,多个地方还出版了《毛泽东思想万岁》。

毛著作出版所获的稿费由中央办公厅特别会计室负责保管。韶山毛泽东同志纪念馆1996年编辑出版的《毛泽东遗物事典》称,毛的稿酬截至1960年底共有结余48.709013万元。中央办公厅特别会计室负责毛稿费的郑长秋说,毛的全部稿费及利息到1983年底结余157万多元。汪东兴披露,文革时期所有毛著的出版发行,毛没有抽取一分钱,并把海外寄来的稿费全额退还[39]。2003年10月30日《精品书摘》刊登文章《毛泽东亿万稿酬的争议》宣称,到2001年5月底,毛稿酬总额1.3121亿元[40]

文学艺术

毛是一位终生治学的学问家,是一位独特的学者型读书专家。他早年读中国四书五经等,中年读西方社会科学与哲学,晚年读国内外历史与传记等。在延安初期,他研读并详细批注米丁著、沈志远译《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初版),进而整理出《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最终写成哲学专著《实践论》与《矛盾论》,并成为其后续重要著作的哲学基础[41]

毛題寫的集美解放紀念碑。

毛一生酷爱读史,晚年尤其青睐二十四史。他几乎通读二十四史,重点史册或篇章还多遍阅读。他评点《三国志·刘表传》:虚有其表;评点《三国志·张鲁传》:“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评点《宋史·太祖本纪》:“不择手段,急于登台”;等等[42]。他读书时既读又记、既批注又发挥[43]:495

毛手书行草沁园春·长沙》,被认为是代表其书法最高水平的作品[44]

毛诗词还被译成英、法、俄、德、日、印度等多种语言发表[45]

毛酷爱书法,他晚年的书法被称为“毛体”,草书——意笔相从、豪迈飞动、连绵跌宕,雄奇超逸——以线条奔放、动感强烈为特征[46]

评价

毛是爭議極大的人物。中国共产党官方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评价毛“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同时认为他在文革期间犯了严重错误,但“对中国革命的功绩远远大于他的过失”。而来自其他方面的评价中,赞扬者與批评者都不少。有人将其比作希特勒史達林,但也有人的观点与此完全相反[47][48]。后来中国共产党官方又评价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开拓者,近代以来中国伟大的爱国者和民族英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核心[49]

影响

北京天安門城樓上所悬挂的毛澤東畫像

毛在世界現代史上極為重要,1998年《時代雜誌》將他評為20世紀最具影響100人中20位領袖之一[50],2011年《時代雜誌》再次将他评为人类有史以来最重要的25位政治标志性人物第3位[51][52]。他生前和身后,对中國和世界都有着巨大而深远的影響。毛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作出了巨大的贡献[53],但他发动或主导的大跃进运动、文化大革命等各类政治运动也使人民和国家付出了巨大且惨痛的社会代价[37][54]、据各方估计造成了数千万中国人的非正常死亡[4][5][6][7][8][9][10][11]

中国

以農村包圍城市的鬥爭策略取得國共內戰的勝利,改革土地政策,將土地分給農民,并不是毛个人的功绩,但从20世纪40年代开始直至他去世,毛确实是中共起着主导作用的領導人[55][53]。雖然有爭議,但有些人認為其統治時期開始的仿造蘇聯模式的工業化為20世紀後期中国的快速發展奠定了基礎[55]。毛领导下的中国大陆在国际戰略上成为了必须加以考虑的重要角色,这在近代以来是从未有过的[53]。毛1949年之後的成就則頗多爭議。[55]毛发动的文化大革命,一般认为其后果是灾难性的。文化大革命本身充满了矛盾。毛努力提倡人民的自主精神,但文革期间反而人们对毛的个人崇拜却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毛希望底层人民大胆地参与社会大事,鼓励他们与根深蒂固的官僚主义传统斗争,但在文革时期发生了對公務單位的严重暴力和社會體制混乱;毛提倡能使人民理解的简明思想文化,努力推广适合于人民需要的教育,但卻拋棄傳統毀壞了中國文化的傳承,又使得数量巨大的文化及社科界人士以及掌握高级科学技术的知识分子受到了巨大的人身侮辱与迫害流亡,並在文革時期停止了大學教育,在极大程度上阻碍了中国文化以及科学技术水平的发展与进步[53]。毛时代雖取得诸多科技成果,但現在一般认为是蘇聯技術援助跟革命推翻滿清舊體制下引發的科学技术或人才的繁荣发展的时代結果。但是也有部分学术人士和民众认为,在毛领导的文化大革命时期,社会上极少有資本主義式的腐败、贪污和社會不公的现象,被當權派允許的人民群众可以自由地去参与政治生活,因而改革开放以后,不少保守派人士和底层民众反而开始怀念起毛时代[56][57]

世界

因某些历史原因,基于毛创立或倡导理论而形成的毛泽东思想亦成为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纲领。由於文革期間大量印製毛主席語錄作思想指導,這些毛主席語錄亦被翻譯成英語西班牙語,並流通到中國以外。這些在中國以外流通的毛主席語錄,成為了部分中國以外發展中國家的鬥爭路線參考。

波爾布特在毛思想的影響下,推行了一條比中國的文化大革命更為左傾的路線,在和越南共同的影響下,給柬埔寨帶來了災難性的後果[58][59][60][61][62][63],到今天中國仍然對此歷史簡單帶過。

毛生前长期支持缅甸共产党马来亚共产党泰国共产党菲律宾共产党柬埔寨紅色高棉等坚持反对亲美政府的游击战东南亚各国共产党,给予大量援助[64][65][66][67]邓小平上台执政后,断绝了对东南亚各国共产党的援助。缅甸共产党马来亚共产党泰国共产党等在失去了中国的援助之后,在1980年代末到1990年代初时相继放下武器向东南亚各国政府投降[68]

部分反政府組織如直到现在仍坚持武装斗争的印度共产党(毛主义)菲律宾共产党及其军事组织新人民军土耳其共产党/马列秘鲁共产党 (光辉道路),和因为邓小平1980年停止一切输出革命的对外援助而被迫已向所在国政府投降的缅甸共产党马来亚共产党泰国共产党,以及日本赤軍柬埔寨紅色高棉[64],还有曾经在1990年代坚持武装斗争现在已放弃的尼泊尔共产党(毛主义中心)[69]等共產黨武裝,都被很多人認為是毛澤東思想的支持者。全世界毛主义者普遍认为怀仁堂政变后的中国是背叛了毛澤東思想的修正主义国家。如美国革命共产党宣称:“1976年后中国的修正主义势力不仅继续标榜为共产主义者,而且还更具体的自称为毛泽东革命路线和革命遗产的继承者。”[70]

家庭

杨开慧与毛岸青、毛岸英
毛泽东和贺子珍在延安,1937年
毛泽东、江青和李讷

祖父母

祖父毛恩普,字寅賓,一生貧苦,勤勞厚道[18]:1

祖母刘氏。

父母

父親毛貽昌,字順生,原為貧農,曾因負債被迫當兵多年;治家謹嚴,善於經營,由貧農變為中農,後又成為富農;性情暴躁,對子女嚴厲[18]:1

母親文素勤(文七妹),勤儉持家,敦厚慈祥,和善好施,樂於助人[18]:1

兄弟姐妹

胞弟毛澤民毛澤覃,繼妹毛澤建[18]:1

婚姻

毛先后有四位妻子。

  1. 罗一秀:由父母作主,1907年至1908年間娶羅氏為妻;不久,羅氏病逝[18]:6。原配,由毛的父亲毛贻昌包办婚姻。毛始终不承认这桩婚事,从未和她同居,毛贻昌除了把罗一秀列入族谱以外,对毛的反抗并无办法。1910年春因痢疾而不幸病逝[71][72]
  2. 杨开慧:1920年结婚,第一次国共合作失败后,湖南省政府主席何鍵部下于1930年10月将杨开慧逮捕,1930年11月14日于浏阳门外识字岭将她处决,年仅29岁。
  3. 贺子珍:1928年6月结婚[73][74]。1937年10月,因毛与史沫特莱交往过密,贺子珍负气出走苏联[75]
  4. 江青:1938年秋结婚,文革時期中央文革小組四人幫的首領。1976年秋毛泽东逝世后在怀仁堂事变中被華國鋒葉劍英等人逮捕,1981年被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后改为无期徒刑,1991年5月13日自尽。

子女

  1. 杨开慧/长子毛岸英:生于1922年,1950年在朝鲜战争中遇联合国軍飞机轰炸阵亡。
  2. 杨开慧/次子毛岸青:生于1923年,患有精神疾病,2007年逝世。
  3. 杨开慧/三子毛岸龙:生于1927年,1931年在上海病死。
  4. 贺子珍/长女乳名“金花”:生于1929年,没过半个月被送给当地楊姓乡人抚养,改名杨月花[76]
  5. 贺子珍/四子毛岸红:小名毛毛,生于1932年,长征开始后交给毛泽覃,后下落不明[77]
  6. 贺子珍/五子:生于1933年,先天不足夭折。
  7. 贺子珍/次女:生于1935年,长征途中,送给当地乡人抚养,下落不明。
  8. 贺子珍/三女李敏:生于1936年。
  9. 贺子珍/六子俄文名“阿廖娃”:1938年生于苏联莫斯科,十个月时夭折。
  10. 江青/四女李讷:生于1940年,随母姓(江青原名李云鹤)。26岁担任解放军报社副社长(副军级),后任北京市委书记。王景清(李讷丈夫):云南某军分区参谋长。

孫辈

  1. 长女杨月花有6位子女,都在龙岩市工作,属工薪阶层
  2. 毛新宇:毛岸青之子,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战争理论和战略研究部副部长、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常委、全国政协委员,少將軍銜
  3. 孔繼寧:孔令华和李敏的儿子,东方昆仑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董事长,湖南卫视主持人。
  4. 孔东梅:孔令华和李敏的女儿,东润菊香书屋有限公司董事长;丈夫陈东升泰康人寿嘉德国际宅急送公司老板。
  5. 王效芝:1972年生于江西,李訥的儿子,现下海经商。

曾孫辈

  1. 毛東東(2003年-):毛新宇之子
  2. 毛甜懿(2008年-):毛新宇之女
  3. 孔冬梅子女三名,与陈东升所生,名称不详[78]

亲属

  • 毛远新,亲侄子,26岁担任辽宁省委副书记,沈阳军区政委
  • 毛远志,亲侄女原中央组织部局级干部
  • 毛楚雄,亲侄
  • 贺麓成,亲侄.国防科工委副军级干部
  • 王海容,表侄孙女,外交部副部长
  • 毛远耀,堂侄,原长沙市副市长、衡阳市委书记
  • 王曼恬(表侄女):文革期间任文化部党的核心小组成员、天津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
  • 姨表兄王季范,曾帮助毛泽东的学业
  • 表侄王德恒
  • 内侄女杨展
  • 前妻杨开慧的堂兄杨开明
  • 表弟向钧
  • 堂舅父罗石泉

纪念

以毛为题材的纪念包括毛主席塑像毛主席像章、影视作品、图片书籍、纪念馆故居、“”等等,可以分为他在世时和逝世后两部分。

毛主席像章是以毛肖像为主要图案的像章,最早的毛主席像章制作于1937年,是由东北抗日联军颁发银质像章。1942年延安制作出第一枚毛主席像章。此后像章一直在不停制作中,到文化大革命时形成最高潮。大串联时很多人都佩戴毛主席像章。毛主席像章的种类极多,从最简单的头像到有毛参与的历史事件甚至是他的诗词书法,粗略估算文革期间所制作的像章在80亿枚左右,数量无疑是世界徽章之最。

电影:《毛泽东》(1983年)、《四渡赤水》(八一电影制片厂,1983年)、《开国大典》(长春电影制片厂,1989年)、《大决战》(八一电影制片厂,1991年)、《毛泽东和他的儿子》(1991年)、《中国出了个毛泽东》(1993年)、《秋收起义》(潇湘电影制片厂,1993年)《重庆谈判》(1993)、《毛泽东在1925》(潇湘电影制片厂,2001年)、《毛泽东去安源》(潇湘电影制片厂,2003年)、《走近毛泽东》(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2003年)、《建国大业》(2009年)、《建党伟业》(2011年)、《少年毛泽东》(动画,2015年)、《建军大业》(2017年)等。

电视剧:《遵义会议》(1996年)、《开国领袖毛泽东》(1999年)、《长征》(2001年)、《青年毛泽东》(2003年)、《恰同学少年》(2007年)、《井冈山》(2007年)、《东方》(2011年)、《毛泽东》(2013年)、《太行山上》(2015年)、《毛泽东三兄弟》(2016年)、《东方战场》(2016年)、《海棠依旧》(2016年)、《红星照耀中国》(2016年)、《建军大业》(2017年)、《換了人間》(2018年)等。

图书:《毛泽东》、《统帅毛泽东》、《毛泽东画传》、《毛泽东家风》、《诗人毛泽东》等。

歌曲:《浏阳河》、《东方红》、《大海航行靠舵手》、《咱们的领袖毛泽东》、《太阳最红,毛主席最亲》、《毛主席的话儿记在我们心坎里》、《北京的金山上》、《青稞美酒献给毛主席》、《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毛主席永远和我一起》、《毛主席的战士最听党的话》、《北京有个金太阳》、《读毛主席的书》、《翻身农奴把歌唱》、《想念毛主席》、《毛主席派人来》、《日夜想念毛主席》、《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頌歌獻給毛主席》、《天上太陽紅彤彤》、《我愛北京天安門》等。20世纪90年代初,一盘名为《红太阳——毛泽东颂歌新节奏联唱》的歌曲合辑磁带以720万盘的发行量,成为中国音像出版史上销量最多的磁带[79]

毛主席塑像遍布全国,大部分为“文革”时所建造。1967年5月,清华大学树起第一座毛主席塑像,此后塑像风刮遍全国[80]。除清华大学外,很多大学校园的主入口都有毛的全身像。城市中立有他塑像的广场多被命名为东方红广场。其诗词也经常在广场立碑。

毛泽东居所列表北京天安门广场毛主席纪念堂湖南韶山毛泽东故居滴水洞、毛泽东诗词碑林;湖南长沙橘子洲头爱晚亭清水塘湖南第一师范江西井冈山八角楼;贵州遵义遵义会议旧址陕西延安毛泽东故居湖北武汉东湖宾馆河南临潁县南街村

油画:《开国大典》(董希文,1953年)、《毛主席去安源》(刘春华,1967年)、《毛主席视察广东农村》(陈衍宁,文革时期。2005年拍卖价格高达1012万元)、《毛泽东在十二月会议上》和《长征》(靳尚谊,1976年)

中国和世界上10多个国家发行过毛的纪念邮票

第四套人民币100元纸币上印有毛和朱德周恩来刘少奇四位中共第一代领导人的侧面肖像,而第五套人民币每种面值上均印有毛的正面肖像與防伪水印。自第五套人民币始各个面值的人民币钞票正面都以毛像作为人物图案。

以毛作為題材的模仿對象有很多,早期主要是中國大陸官方影視題材,近年甚至有民間人士模仿:中國演員张克瑶;中國演員唐国强;中國演員古月;中國演員王霙;中國演員李克俭;中國演員王仁;中國演員王震;中國演員许国寅;中國演員黄海冰;陈燕(四川省一个已經跟丈夫分居的普通家庭妇女,自2006年至2013年作為演員入行,已經模仿毛的特性將近七年,出场费價碼達人民幣五位数。)

北京铁路局丰台机务段自1949年以来,先后有JF1-304DF4-0002DF4B-1893DF4D-1893HXD3B-1893共计5台机车命名为“毛泽东号”机车。目前的第六代毛泽东号机车是HXD3D-1893,于2014年12月被命名,每隔三天担当北京-长沙T1/2次列车(2016年5月15日改为北京西-长沙Z1/2次列车)的本务机车。HXD3D-1893以及在此之前的五台毛泽东号机车,全部由中车大连机车车辆(含原沙河口工场)制造。

2019年5月11日,網路雜誌英语Online magazine寒冬報道河南省汝州市寄料鎮張坡村西約2公里處的青龍山上有一座毛主席佛祖殿,殿前有大型毛雕像,雕像的底座上雕刻有將毛神化為佛祖的詩句,殿內供奉著稱為「宇宙天尊佛祖」的毛塑像[81]。但佛祖殿遭曝光後,5月12日就遭當地官員下令秘密拆除[82]

注释

  1. ^ 当时毛与杨开慧并未离婚,杨开慧于1930年被何键逮捕并处决。
  2. ^ 临时中央政治局与苏区中央局合并为中共中央局之后,作为其成员的毛理应相当于政治局委员或候补委员。一年之后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当时中共中央局全体成员都进入政治局的事实证明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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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

文章

外部連結

中国共产党党徽 中国共产党职务
前任:
张闻天
中央委员会总书记
中共中央主要负责人
1943年3月-1976年9月
繼任:
华国锋
新頭銜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
1945年6月19日1976年9月9日
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
1945年8月-1949年1月
1954年9月-1976年9月
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
1949年1月-1949年10月
不设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
原因:1954年重设中共中央军委
中国共产党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
1937年8月-1949年1月
改设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
前任:
向忠发
(至1931年)
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主席
1943年3月-1956年9月
职务合并
前任:
张闻天
(总书记)
中国共产党中央书记处主席
1943年3月-1956年9月
繼任:
邓小平
中央书记处总书记
前任:
邓发
中共中央党校校长
1943年3月-1948年7月
繼任:
刘少奇
新頭銜 中国共产党中央局秘书
1923年6月-1925年1月
繼任:
王若飞
中央秘书长,1926年到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职务
新頭銜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
(兼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

1949年10月1日1954年9月27日
职务撤销
前任:
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
(集体行使国家元首职权)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元首
1954年9月27日-1959年4月27日
繼任:
刘少奇
新頭銜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兼国防委员会主席)

1954年9月27日-1959年4月27日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会徽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
新頭銜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主席
1949年9月21日-1954年12月25日
名誉主席
1954年12月25日-1976年9月9日
繼任:
周恩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