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定国是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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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定国是诏》又称《定国是诏》。[1]根据《清实录》记载,光绪二十四年四月乙已日,即公元1898年6月11日清朝光绪帝所颁布的诏书,其标志着戊戌变法的开始[2] 。“明定国是”就是明确国策的意思。文中所提及的建立京师大学堂即为现北京大学的前身。[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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颁布原因[编辑]

1898年6月11日,光绪帝颁布《明定国是》上谕,表示开展戊戌变法的决心。上谕说:“数年以来,中外臣工讲求时务,多主变法自强……惟是风气尚未大开,论说莫衷一是,或托于老成忧国,以为旧章必应墨守,新法必当摈除,众喙哓哓,空言无补……朕惟国是不定,则号令不行,极其流弊,必至门户纷争,互相水火,徒蹈宋,明积习,于时政毫无裨益……嗣后中外大小诸臣,自王公以及士庶,各宜努力向上,发愤为雄,以圣贤义理之学,植其根本,又须博采西学之切于时务者,实力讲求,以救空疏迂谬之弊。”以皇帝名义“诏定国是”,其目的是“以变法为号令之宗旨,以西学为臣民之讲求,著为国是,以定众向,然后变法之事乃决,人心乃一,趋向乃定。”——梁启超戊戌政变记》)此外,定国是诏又名《明定国是诏》。

内容[编辑]

数年以来,中外臣工讲求时务,多主变法自强,迩来诏书数下,如开特科,裁冗兵,改武科制度,立大小学堂,皆经一再审定,筹之至熟,妥议施行。惟是风气尚未大开,论说莫衷一是。或狃于老成忧国,以为旧章必应墨守,新法必当摈除,众喙哓哓,空言无补。试问时局如此,国势如此,若仍以不练之兵,有限之饷,士无实学,工无良师,强弱相形,贫富悬绝,岂真能制梃以挞坚甲利兵乎? 朕惟国是不定,则号令不行,极其流弊,必至门户纷争,互相水火,徒蹈宋、明积习,于时政亳无裨益。即以中国大经大法而论,五帝三王,不相沿袭,譬之冬裘夏葛,势不两存。用特明白宣示,嗣后中外大小臣工,自王公以及士庶,各宜努力向上,发愤为雄,以圣贤义理之学植其根本,又须博采西学之切于时务者实力讲求,以救空疏迂谬之弊。专心致志,精益求精,毋徒袭其皮毛,毋竟腾其口说,总期化有用为无用以成通经济变之才。 京师大学堂为各行省之倡,尤就首先举办。着军机大臣、总理各国事务大臣会同妥速谇奏,所以翰林院编检、各部院司员、各门侍卫、候补候选道府州县以下各官、大员子弟、八旗世职、各武职后裔,其愿入学堂者,均准入学肄习,以期人才辈出,共济时艰,不得敷衍因循,徇私援引,致负朝廷谆谆告诫之意。将此通谕之。 方今各国交通,使才为当务之急。着各直省督抚于平日所知品学端正、通达时务、不染刁气者,无论官职大小,酌保数员交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带领引见,以备朝廷任使。[4][5]

关于《明定国是诏》名字的争议[编辑]

《中国近代现代史》中有这样一段表述:“1898年6月,光绪帝颁布《定国是诏》,决定变法,史称戊戌变法。[6]国是,指国家的重大政策。“共商国事”原本是“共定国是”,其源出于南朝范晔的《后汉书•桓谭冯衍列传》。“国是[7]”并不是一般的国事[8],而是治国的大政大策。“国事”与“国是”是近义同音词[9]。 “明定国是”就是明确国策。[10]

外部链接[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