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伯苓

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重定向自张伯苓
跳到导航 跳到搜索
张伯苓
张伯苓.jpg
张伯苓
伯苓
本名 张寿春
出生 (1876-04-05)1876年4月5日
 大清直隶省天津府天津县
逝世 1951年2月23日(1951-02-23)(74歲)
 中华人民共和国天津市
纪念建筑 伯苓楼、张伯苓雕像等
籍贯 江苏仪征
民族 汉族
语言 英语天津话
母校 北洋水师学堂
哥伦比亚大学
职业 教育家
活跃时期 1894年 - 1951年
机构 南开学校教育系统
研究领域 教育
政党 中國國民黨 中國國民黨
宗教信仰 天主教

张伯苓(1876年4月5日-1951年2月23日),名寿春,字伯苓以字行,天津人,祖籍江苏仪征,中国近代教育家、体育活动家、政治家,南开大学南开中学等南开系列学校的创始人及校长,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创始人之一。张伯苓曾任中华民国考试院院长、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理事长。

张伯苓1895年毕业于北洋水师学堂,曾在北洋水师实习并亲历甲午海战和北洋水师的覆没,因海军报国无望转而兴办教育,先后创办南开中学、南开大学等南开系列学校。上海圣约翰大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名誉博士[1]

生平[编辑]

着清军军服的张伯苓

早年生涯[编辑]

1876年(光绪二年),张伯苓出生于天津。6岁入私塾读书。1891年,张伯苓考入北洋水師学堂学习驾驶。在学习期间,1894年,张伯苓等18位同学完成堂课,被派往北洋水师实习,随舰队参加了甲午战争并目睹了北洋水师的全军覆没。此后,由于无军舰进行实习,张伯苓只好回家等候派遣。1895年9月,张伯苓自北洋水师学堂航海科第五届毕业。1896年,他被派赴通济舰服务。1896年的二月二十一日,奉父母之命,张伯苓与王淑贞结婚。1898年,继日本之后,英国强租威海卫,清廷派大员乘通济舰赴山东办理接收及转让手续,张伯苓随该舰前往。该舰到达威海卫的第一天,降下日本国旗,升起中国的黄龙旗。第二天,又降下中国的黄龙旗,升起英国国旗。张伯苓目睹此次“国帜三易”的接收及转让仪式,感觉丧权辱国。自威海卫归来后,张伯苓认为海军报国无望,乃决定退役[1]

创办南开中学[编辑]

张伯苓退役回到天津后,适逢天津绅士严修倡导兴办新学。1898年,严修聘张伯苓主持严氏家塾,即“严馆”。张伯苓在严馆任教期间,除教学生学习英文数学及理化外,还提倡体育教育,让学生学跳高。1901年,天津绅商王奎章也聘请张伯苓在王氏家塾,即“王馆”任教,教育其子侄。此后,张伯苓在“严馆”、“王馆”之间奔波,在两馆的教学方法大体相同,附读的学生逐年增多,教法及设备尚不完备[1]

1903年,在严修袁世凯任命为直隶学校司督办,在严修、王奎章的支持下,张伯苓乘暑假赴日本考察教育。1904年5月,张伯苓和严修再度赴日本考察,四个月后回国,决定成立中学。他们遂以严馆、王馆为基础,于1904年10月17日在严修家的偏院成立私立中学堂,张伯苓任该学堂监督。该学堂收有原严馆、王馆的学生,并从社会上招收了梅貽琦金邦正喻传鉴等學生。1904年底,按照严修的意见,张伯苓将学堂更名为“私立敬业中学堂”,取“肃敬受业”之意。一年之后,因按照清政府的规定,学堂名称必须表明其资金来源及性质,该学堂又更名为“私立第一中学堂”。后来,天津士绅郑菊如将自己在天津城南水闸旁的一块十余亩的土地捐给私立第一中学堂,以扩建校舍。 [1][2][3]

1911年,清华学校代理总办颜惠庆聘请张伯苓到北京出任清华学校教务长。由此,张伯苓开始往返于天津、北京两地,兼顾北京的清华学校与天津的私立第一中学堂。对此张伯苓曾说:“我是个保姆,同时抚养两个小孩儿。”在清华学校任职约半年后,张伯苓辞去了清华学校教务长一职。此次在清华学校任职期间,张伯苓对清华学校推行的美国教育方式印象深刻,此后他尝试将美式教育引入私立第一中学堂,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2]

1911年,直隶提学使傅增湘饬令将天津客籍学堂长芦中学堂并入私立第一中学堂。由此,原本拨给前两所学堂的经费也一并拨给私立第一中学堂。由于接受公款,私立第一中学堂遂更名为“公立南开中学堂”,一是表明资金来源的改变,二是表明学堂的所在地,“南开”含有位于天津城西南的一块洼地的意思。[2]

创办南开大学[编辑]

中国名人录(第三版)》中的张伯苓照片

1917年8月,张伯苓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研修高等教育,在校期间向约翰·杜威桑代克克伯屈等人学习教育学等。张伯苓还拜访了一些教育学家,比如与凯尔·鲍德里教授就中美教育等问题进行讨论。[2][3]

1918年冬,张伯苓归国後,组织南开大学筹备委员会,并为南開大学的筹建而奔走。1919年秋,南开大学正式開校。1923年,南開女子中学開校。1927年9月,由何廉倡议,张伯苓的支持下,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的前身南开大学社会经济研究委员会成立。1928年,成立天津南開小學,由此包括小学、中学、大学的南开系列学校成形。1932年,创办南开应用化学研究所。[2][3][1]

1923年张伯苓与南开大学教师合影

在张伯苓的主持下,南开大学的资产及人才储备逐渐丰厚。南开大学实行校董事会下的校长负责制。1932年,校董事会的董事为严智怡颜惠庆陶孟和胡适李组绅李琴湘卞俶成王秉喆丁文江等九人。到1934年,整个南开学校的校产总值约为三百多万银元。在同期的二十所私立大学中,南开大学接受国家补助的金额仅次于中法大学,排名第二。南开大学接受的社会捐助也位居私立大学前列。[2]

1922年,中华业余运动联合会创立,张伯苓出任会长,一直任至1924年该会同中华体育协会合并成立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被推举为名誉会长。[4][5]

1928年4月,张伯苓由傅恩龄陪同到东北地区多地进行实地考察并获取了大量基础资料,随后派南开大学蒋廷黻等多名学者前往东北地区考察研究,并在三年后形成了《东北地理教本》揭露了日本侵华的动机,被学界认为是1937年南开大学、南开中学遭到日军轰炸的原因之一[6]

1933年,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張伯苓继续当选为名譽會長,王正廷为主席董事,沈嗣良为名譽主任幹事。1935年,该会召开第三次代表大会,取消会长一职,主任幹事改為總幹事,張伯苓、王正廷、沈嗣良继续担任负责人。

抗日战争时期[编辑]

1937年张伯苓与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第一届研究生毕业生合影

九一八事变后,华北日益受到日本威胁。1935年,张伯苓亲赴重庆考察后,决定在重庆建立南开中学。1936年夏,校舍落成,定名“南渝中学”,并于同年9月开学。[1]1937年前半年,国民政府已有建设西南基地的构想,蒋介石曾有请张伯苓出掌四川大学的设想,但被张伯苓以“在先与严范孙先生有誓约,愿终身办理南开”婉拒[7]

1937年,张伯苓接办了位于今四川省自贡市自流井区蜀光中学,张伯苓出任董事长,张伯苓令南开“四大金刚”之一的喻传鉴兼任蜀光中学校长。

抗日战争爆发後的1938年1月,教育機关迁至昆明,南開大学、北京大学清華大学联合组成西南聯合大学,張伯苓出任校務委員会常務委員。此外,他还担任迁往重慶的南開中学校長。同年,他出任国民参政会副議長,积极支持蒋介石[3]

国共内战时期[编辑]

张伯苓1946年获哥伦比亚大学名誉博士,图为张在哥伦比亚大学的留影

1945年,在中国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張伯苓当选为中央監察委員。六大召开前夕,列入朱家骅与陈立夫联名向蒋介石推荐的98名“最优秀教授党员”之一[8]。1946年,张伯苓获哥伦比亚大学名誉博士。[2][3]1948年6月,蔣介石提名張伯苓为中華民国考試院院長,賈景德為副院長,獲監察院投票同意。[9]由于当时中华民国教育部规定,国立大学校长不能同时兼职,故张伯苓不得不辞去了国立南开大学校长的职务。随后,1948年9月,张伯苓获聘为国立南开大学名誉校长,改派何廉为校长。1948年7月,张伯苓到南京就职后,见政治糜烂,心情很不愉快。1948年末,张伯苓以“体弱需静养”为借口,离开了南京的考试院,回到重庆沙坪坝南开中学的老寓所,深居简出。[1]1949年,周恩来捎信给张伯苓:“老同学飞飞希望老校长不要动”,请其不要离开中国大陆。

1949年11月21日,张伯苓在重庆拒绝了蒋介石当面提出的请其赴台湾要求,选择留在了中国大陆。27日,蒋介石带蒋经国同往津南村重庆南开中学,希望张伯苓到台湾办学,或到美国定居。张伯苓夫人向蒋表示,伯苓年老多病,舍不得离开南开学校,婉言谢绝蒋的邀请[10]

1946年张伯苓获哥伦比亚大学名誉博士

1949年以后[编辑]

1949年,曾在国民政府任职的张伯苓拒绝蒋介石的赴台邀请,留在大陆,但在政治上遭到冷遇。1950年初,张伯苓受到了重庆军管会的压力,他致函周恩来提出返回天津居住的要求。在周恩来关照下,张伯苓暂返北京居住。其次子张锡羊要求张伯苓“为了南开,为了家人”写个拥护新政权的表态材料,张氏则以要对中共新政权再看一看,他不同意“才和蒋先生分手就和共产党一样骂蒋先生,需要多想一想”,成为此后张伯苓在南开学校饱经冷遇的原因之一[7]

1950年暑期,张伯苓希望到南开大学暂住一段时间,特意征求中共南开大学党支部意见,未得到任何答复[11]。10月,南开校庆来临之际,張伯苓前去参加有关庆祝活动,但南开中学不允许他进入,而南开大学也只安排他在相关活动中坐一般席位[11]

逝世与悼念活动[编辑]

1951年2月23日,張伯苓因突发腦溢血而在天津病逝,享年75歲。[3]在张伯苓生命垂危之际,南開校友會會長閻子亨提议代張伯苓立遺囑。黃鈺生获大家公推代笔,遗嘱经黃鈺生草就之后,由南開大學中文系教授張清常潤色并定稿。遺囑全文如下:[12]

一八九七年,余憤于帝國主義之侵略,因嚴范孫先生之啟發,從事教育,五十年來,矢志未渝。凡余所致力而未逮之科學教育、健康教育、愛國教育,以允公允能,日新月異,與我同學共勉者,今將在人民政府之下,一一付諸實施。余所嘗效力之南開大學南開中學重慶南開中學,在人民政府之下,亦將積極改造,迅速發展。今日之人民政府為中國前所未有之廉潔良好政府,其發展生產、友好蘇聯之政策,實為高瞻遠矚,英明正確之政策。凡我友好同學,尤宜竭盡所能,合群團結,為公為國,擁護人民改府,以建設富強康樂之新中國。無限光明遠景,余將含笑待之。友好同學,務共努力。

1951年2月26日,《天津日报》以《前南开学校校长张伯苓病逝,遗嘱友好同学拥护人民政府》为题刊登了遗嘱。

張伯苓逝世后,南开学校校友、时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总理周恩来亲自吊唁了张伯苓[12]。但除《天津日报》对张伯苓的逝世发表了一则简讯外,此后数十年中,中国大陆报刊对张伯苓几乎毫无报道。1951年2月27日,得知张伯苓病逝的蒋介石在日记中写下了“痛悼无已”的字句[7]。同年3月31日,中国国民党中央改造委员会在台北为张伯苓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蒋介石亲写挽联“守正不屈,多士所宗”[7]。同年4月8日,天津南开女中礼堂举行了小规模的张伯苓追悼会。台湾的南开校友纷纷通过纪念集、悼文等形式纪念张伯苓。以后,每到张伯苓逢十华诞纪念日,台湾都举办纪念会。改革开放后,中国大陆对张伯苓的纪念和研究也逐步兴起。

去张伯苓化与纪念[编辑]

去张伯苓化[编辑]

20世纪50年代初,私立天津南开中学、私立天津南开女中、私立重庆南开中学均被政府收管,分别更名为天津市立第十五中学、天津市立第七女子中学和重庆市立第三中学,数字序列的校名取代原有“南开”字样的校牌。南开系列学校内均不再出现张伯苓的印迹。南开校歌、青莲紫校色、“允公允能,日新月异”的校训与张伯苓一度成为“旧南开”象征,被刻意淡化处理。1952年,经过院系调整的南开大学召开了新南开大学成立大会,违背了张伯苓建设文、理、工、商四科多元、协调、互补的综合性大学的规划,一度萎缩成了仅有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哲学、中文、历史、外文、经济9个系的文理科大学。

文化大革命期间,红卫兵踏平了张伯苓夫妇的墓地,砸毁了墓碑。张家后人拣出尸骨火化,将骨灰只能放在家中壁橱内。曾任全国政协常委的张伯苓的孙女张媛贞悲叹:“从那时起我的祖父母就死无葬身之地了。”

纪念活动 [编辑]

文革结束后,1979年10月15日,天津市举行张伯苓骨灰安放仪式,全国政协、中共中央统战部、中共天津市委和市革命委员会送了花圈。1981年,南开大学的哲学社会科学刊物《南开学报》(第1期)刊发《爱国的教育家张伯苓》长篇学术论文,这是“文化大革命”后最早最全面论述张伯苓创办南开及其教育思想历史贡献的文章。同年,《新华文摘》第5期转载了这篇文章。

1986年4月5日,全国政协和国家教育委员会经中共中央批准,在南开大学召开张伯苓诞辰110周年纪念大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教育委员会主任李鹏发表题为《纪念爱国教育家张伯苓先生》的讲话,是中国大陆官方首次大规模举办张伯苓纪念活动。

著作、文集[编辑]

1946年,在美国的燕京大学前校长、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副大使恒安石的父亲恒慕义以及哈佛大学、加州大学、辛辛那提大学、芝加哥大学等校的多位教授撰文纪念张伯苓七十诞辰,编纂成文集《另一个中国》(There Is Another China),其中也收入了胡适写的《教育家张伯苓》,司徒雷登为该书撰写了导言。1948年,该书由哥伦比亚大学皇冠出版社出版。

雕像[编辑]

南开大学、天津市南开中学、重庆南开中学、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旧址等校园内均设立有张伯苓雕像以资纪念。

文学作品[编辑]

2005年8月,电视剧《张伯苓》在中国中央电视台播出。2017年,历史人文纪录片《有个学校叫南开》在中央电视台、天津电视台先后播出[13]

教育思想 [编辑]

张伯苓是中国近代重要的教育家,先后创办私立南开中学、南开大学、南开女子中学和南开小学、重庆南渝中学等南开系列学校,形成了系统化的教育思想。在办学过程中张伯苓坚持爱国主义办学思想和实践,强调德、智、体、美四育并进,张伯苓在中国近现代教育发展进程中具有重要的地位与作用,因此张伯苓的教育思想及教育管理思想一直以来是学术界研究的热点[14][15][16]

教育管理思想[编辑]

张伯苓的大学管理思想体现于近代南开大学创办的实践[14],经济学家何廉曾评价:“张伯苓是出类拔萃的创业人 才与管理专家”[17]。“私立非私有”的理念是张伯苓大学管理思想形成并不断深化的基础。张伯苓大学组织管理思想的基本价值是民主治校、校务公开;在教师管理思想上,张伯苓提倡大师办学、尊重教师;学生管理思想的目标追求是自觉自治、全面发展。

德育思想[编辑]

张伯苓检阅参加军训的南开学生

张伯苓的德育思想及其实践在中国近现代德育思想史上具有独特地位[15]

张伯苓提出“以德育为万事之本”,强调“教育范围,绝不可仅限于书本教育、知识教育,而应特别注重于人格教育、道德教育”。因此,德育思想在其整个教育思想体系中具有核心性的地位[15]

在张伯苓的德育思想中,德育目标确定的立足点是如何“医治”当时中国的“愚”、“弱”、“贫”、“散”、“私”五大弊病[15]。张伯苓认为,“上述五病,实为民族衰弱招侮之主因,苓有见及此,深感国家缺乏积极奋发、振作有为之人才,故追随严范孙先生,倡导教育救国,创办南开学校。其消极目的,在矫正上述民族之病;其积极目的,为培养救国建国人才,以雪国耻,以图自强。”[18]而五种弊病中,张伯苓认为“私是五大魔之首”,因此,他提出了德育的目标,即“培养学生爱国爱群之公德,与夫服务社会之能力”,造就具有“现代能力”的人才[18]

体育思想[编辑]

张伯苓认为学校体育教育对个人身心发展、民族复兴、国家繁荣的重要意义,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具有一定的开创性,对中国近代学校体育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16]

他认为,造成中国近代落后的原因有多个方面,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弱”:“重文轻武,鄙视劳动。鸦片之毒流行,早婚之害未除。因之民族体魄衰弱,民族志气消沉。”[18] 因此,他认为“强国必先强种,强种必先强身”[18]

张伯苓认为,学校体育是学校教育中重要的、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学校的领导者应当高度重视学校体育。他指出:“教育里没有了体育,教育就不完全。我觉得体育比 什么都重要。我觉得不懂体育的,不应该当校长。”[18]

在实践上,胡适在1947年撰写的《教育家张伯苓》一文中写道:“除了教会学校外,体育办得最好、最出名的是南开学校。南开学生在华北、全国及远东奥林匹克体育运动会上都获得过奖牌。自1910年起,所有的重要运动会都聘请张伯苓为总裁判。”[19]

1907年10月24日,天津青年会第5届学校运动会闭幕,在颁奖仪式上,张伯苓以奥林匹克为题,发表演说称:此次运动会的成功,使我对吾国选手不久将参加奥运会充满希望。同时,他还建议中国筹建奥运会代表队,争取及早参加奥运会。1908年8月,张伯苓奉派赴美国华盛顿参加第四次世界渔业大会。会后,他顺道考察了欧美教育,时值英国伦敦举办第四届奥运会,张伯苓乃观看此次大会。回国后,他在1908年10月23日举行的天津第6届田径运动会的颁奖仪式上,使用投影机放映了第四届奥运会的幻灯片,向在场的运动员及观众们展示奥运会的情景。

家庭[编辑]

  • 祖父:张虔,国学生,因屡试不第而致疯狂病逝,享年38岁。[1]
  • 父:张云藻,为独生子,兼继承五门,酷爱音乐及骑射,精通各种乐器,尤擅弹奏琵琶,天津人称“琵琶张”。[1]
  • 妻:王淑贞,一般被称为王夫人。
  • 子:张锡禄,张伯苓之长子,生于1901年,后改名为希陆;数学家。“文化大革命”期间,张希陆遭受迫害,身心受到严重摧残,以致晚年卧病在床。
  • 子:张锡羊,张伯苓次子,出生于1907年;商人。文化大革命遭受迫害去世。
  • 子:张锡祚,张伯苓三子,生于1908年;會計。文化大革命時身受迫害,於1976年前後去世。
  • 子:张锡祜,张伯苓四子,生于1913年;运动员。1937年轰炸日本侵略军的“出云”舰,在江西南昌机毁人亡;張伯苓所有兒子中,唯一沒在文化大革命受迫害而死。
  • 弟:张彭春(1892年4月22日-1957年7月19日),字仲述。

相关条目[编辑]

参考文献 [编辑]

  1. ^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郑致光. 张伯苓传. 天津: 天津人民出版社. 1989. 
  2. ^ 2.0 2.1 2.2 2.3 2.4 2.5 2.6 侯杰、秦方. 张伯苓. 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4. 
  3. ^ 3.0 3.1 3.2 3.3 3.4 3.5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民国人物传 第2卷. 北京: 中华书局. 1980. 
  4. ^ 谷世权,“中华业余运动联合会”成立前后,体育文史1991年02期
  5. ^ 张弓,“中华业余运动联合会”解体于何时?,体育文化导刊1991年04期
  6. ^ 彭景晖,周华,李笑萌. 《东北地理教本》:印在教材里的民族记忆. 光明日报. 2015-09-01. 
  7. ^ 7.0 7.1 7.2 7.3 江沛. 蒋介石与张伯苓及南开大学. 民国档案. 2011, (01): 69–79. 
  8. ^ 45年国民党“最优秀教授党员”:华罗庚陈寅恪冯友兰
  9. ^ 陳布雷等編著:《蔣介石先生年表》,台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78年6月1日
  10. ^ 蔣經國:〈危急存亡之秋〉,刊《風雨中的寧靜》,台北,正中書局
  11. ^ 11.0 11.1 徐百柯. 张伯苓:巍巍乎南开大校长 . 中国青年报 . 2005-01-19 . 
  12. ^ 12.0 12.1 司徒允,张伯苓的最后五年,书屋2004年第8期
  13. ^ 陈庆滨. 《有个学校叫南开》于12月18日正式开播. 央广网. 2017-12-12. 
  14. ^ 14.0 14.1 刘艳玲. 张伯苓大学管理思想浅析. 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9-06-25, (2009年03期). 
  15. ^ 15.0 15.1 15.2 15.3 李宗建、魏强. 张伯苓德育思想及其现代启示. 思想政治教育研究. 2009-04-20, (2009年02期). 
  16. ^ 16.0 16.1 李世宏. 张伯苓学校体育思想研究. 体育文化导刊. 2010-07-23, (2010年07期). 
  17. ^ 何廉. 朱佑慈等译, 编. 何廉回忆录. 北京: 中国文史出版社. 
  18. ^ 18.0 18.1 18.2 18.3 18.4 王文俊. 张伯苓教育言论选集. 天津: 南开大学出版杜. 1984-09. 
  19. ^ 梁吉生. 允公允能 日新月异——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 山东教育出版社. 2003-01-01. ISBN 9787532836567. 
  中華民國
前任:
戴季陶(訓政末任)
考試院院長

第一任
1948年6月—1949年11月
繼任:
鈕永建
(代理)
教育職務
前任:
(创设)
南开大学校长
1919年—1948年
繼任:
何廉
體育角色
前任:
(创设)
中华业余运动联合会会长
1922年—1924年
繼任:
(废止)
前任:
(创设)
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会长
1924年—1935年
繼任:
(废止)
前任:
王正廷
(主席董事)
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理事长
1942年—1948年
繼任:
王正廷